那一年，华北的苦难并不只有炮火。持续旱灾使许多地方庄稼歉收，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又不断压缩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空间。粮食、药品和盐，样样短缺，军民都被逼到了极限。
1942年春夏之际，晋察冀军区的日子尤其难过。日军频繁“扫荡”，交通线被封锁，许多村庄遭到破坏。根据地军民既要躲避袭击，又要设法寻找能够入口的东西，连野菜都变得难以寻觅。
部队粮食断绝后，战士们开始采集树叶、榆钱和野果。有些树叶需要反复浸泡、蒸煮，去掉苦涩和毒性，才能磨碎做成团子。这样的食物谈不上营养，只能勉强维持体力。
一位老战士后来回忆，大家身上出现浮肿，走路没有力气，训练也无法正常进行。那时，战士们出门不只是为了战斗，还要到荒山上寻找树叶。树上的每一片嫩叶，都关系着当天能不能熬过去。
真正让聂荣臻忧虑的，不只是部队挨饿。
根据地人口众多，百姓同样缺粮。部队若在村边采光树叶，势必会影响乡亲们取食；若把野果和较为适口的东西都拿走，老人、孩子和逃难群众就更难活下去。军民之间的关系，到了不能含糊的时候。
据晋察冀军区有关回忆材料，聂荣臻随后对部队提出明确要求：采集树叶，尽量避开村庄附近的树木，宁可多走路，也不要把百姓眼前的食物拿走；野果等能够直接食用的东西，要尽量留给群众。
命令传下去后，一些指战员心里也不是没有疑问。部队已经饿成这样，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有人甚至劝说：“司令员，战士们先吃饱，才有力气保护乡亲。”
聂荣臻没有改变决定。他讲得很直接：“部队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和老百姓争最后一口吃的。”
这不是一句好听的话，而是极难执行的纪律。采树叶要走十几里山路，来回耗费体力；战士本来已经营养不良，还要把相对容易食用的东西让出来。可在根据地，军队和群众不是彼此隔绝的两群人，部队的粮食来自群众，群众的安全也依靠部队。
有意思的是，命令张贴到村里后，部分群众反而找到军区和部队，要求八路军不要过分克制。乡亲们明白，日军随时可能进村，若没有部队守卫，家园和性命都保不住。军民之间的这种争执，看似是“谁先吃”的问题，实际体现的是彼此托付。
聂荣臻仍要求部队执行原令，同时组织干部了解灾情，尽力调剂粮食，帮助群众生产和转移。条件允许的地方，军民共同挖野菜、运粮食、藏物资；敌情紧张时，群众为部队报信，部队则掩护百姓转移。
那一年的晋察冀，并没有因为一纸命令就摆脱饥饿。战士挨饿、百姓受灾，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把这段历史说成“轻易渡过灾荒”，并不准确；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源极端匮乏时，部队没有把群众当成可以随意索取的对象。
1942年6月2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突围时牺牲，华北抗战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就在这样的战争环境和灾荒压力下，晋察冀军区仍把“不与民争食”作为纪律坚持下来，靠的不是充足物资，而是对军队性质和群众关系的清醒认识。
这条命令后来常被概括为：“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它的分量，正在于发布命令的人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也知道一支军队一旦失去百姓支持，便很难在敌后长期立足。对于当时的八路军而言，树叶不仅是充饥之物，也成了一道必须守住的纪律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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