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埋葬的，是一位29岁的红军将领。1934年12月，陈树湘在湘江战役后率部向湘南转移，负伤被俘，随后在押解途中壮烈牺牲。多年过去，他的遗体究竟埋在哪里，始终没有确切答案。
韩京京并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父亲韩伟生前很少谈湘江战役，却把那段往事记得极深。对这位红三十四师原100团团长而言，自己不是一场战斗的“胜利者”，而是从六千名闽西子弟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红三十四师的前身，是闽西红军游击队。1933年3月，部队正式改编，最初下辖三个团，兵力约四千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部队不断减员，长征前又紧急扩红，实际承担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一支普通后卫部队的承受能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部队携带辎重过多，行军速度迟缓，负责殿后的红三十四师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压力。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红三十四师则被阻隔在湘江东岸。
在灌阳、文市、水车一带，红三十四师奉命迟滞追敌。渡江途中，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伤亡。部队好不容易撤至全州文塘村，又遭桂系军队伏击。师政委程翠林在使用电台联络时遇袭牺牲，部队的指挥和通信都受到重创。
陈树湘很清楚，继续向江边突围，已经极其困难。师部会议作出两手准备：能突围，就转往湘南开展游击；如果无法突围，便留下部队牵制敌人。韩伟主动提出，由100团承担掩护任务。
“师长，我带部队留下。”
这句话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请战，而是对全师命运的判断。陈树湘同意后，红三十四师分路突围，韩伟率约三百人向柳木青方向行动，陈树湘则带领另一部兵力转移。两人就此分开，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面。
韩伟把100团缩编成三个连，重新整顿干部，继续在敌后作战。部队随后遭到千余名敌军围攻，突围时只剩三十多人。为缩小目标，韩伟命令部队分散行动，自己带着两名战士逃入山中，危急时刻从悬崖跳下，侥幸保住性命。
三人后来收容并掩埋了十一名红军遗骸，才到山脚一户人家求食。老人煮了南瓜粥和红薯，又让他们暂住。韩伟离开时，把随身挎包留给了老人。此后，他被捕入狱，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获释，辗转回到延安。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特意让人寻找韩伟。韩伟因曾被俘，心中一直有负担，担心无法面对毛泽东。见面后，毛泽东没有责备，反而肯定了他在湘江战役中的坚持。后来，韩伟还参加了井冈山时期老战友的合影，照片题为“井冈山的同志们”。
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关于他的授衔，曾因被俘经历出现过讨论。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表示，韩伟的中将军衔不仅属于个人，也代表红三十四师牺牲的闽西将士。这个说法，正击中了韩伟心中最深的结。
韩伟晚年曾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为红三十四师牺牲的官兵追认烈士。面对材料不足的困难，他拍案说道：“红三十四师只剩下我一个团以上干部，我上哪儿去找证明？”战乱年代，姓名、籍贯和牺牲地点大多无法保存，许多战士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1992年，韩伟病重，嘱咐儿子韩京京将自己的骨灰送往闽西。韩京京提出是否留一部分在北京，韩伟却摇头说，自己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死后也应当和他们在一起。
父亲去世后，韩京京开始寻找红三十四师烈士的足迹。他多次前往湘江沿岸，从闽西走到桂北，查战斗遗址，访红军后代。2009年，他在湘江边立下一座无字碑，纪念那些“姓名无人知晓，功勋永世长存”的闽西将士。
陈树湘没有留下子女，连可靠肖像也没有。韩京京依据父亲韩伟的回忆，请人绘制画像，并持续查访陈树湘牺牲后的下落。2013年，当地调查发现，百姓曾将陈树湘和警卫员的遗体秘密安葬在潇水河畔。消息确认后，韩京京站在墓前，轻声说道：“陈师长，您可以安息了。”
此后，他又与闽西地方共同走访村庄，查找到约一千名红三十四师烈士的姓名。那些“赖老石头”“马二二”“李矮六”之类的名字，曾是贫苦家庭给孩子取的乳名，却被一笔一画刻进湘江岸边的纪念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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