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9日，台湾新店，柏杨病逝。按照家属安排，他的骨灰一部分安葬于台湾，另一部分后来归葬河南故土。这个结局看似平静，却很难概括他复杂的一生：他既是以尖锐文字闻名的作家，也是履历与婚姻争议不断的人物。
柏杨原名郭定生，1920年出生。幼年丧母，跟随父亲和继母生活，童年并不轻松。关于继母虐待的记述，主要见于他的自述和相关传记，细节虽有不同，但家庭关系紧张，几乎没有太大争议。
这种成长经历，使他很早便形成了敏感、倔强而不合群的性格。学校生活同样坎坷，他曾因违纪被开除，却没有放弃读书。问题也由此出现：为了取得继续求学的资格，他伪造高中学历，先后进入甘肃学院法律系、国立东北大学政治系学习。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无法绕开的污点。学历造假不是传奇，更不是所谓“聪明过人”，而是对规则的突破。事情败露后，他遭到追查，逃往重庆。有人劝他收手，他却说：“只要能进学校，读书总不会错。”这句话或许代表了他的求知欲，却不能替违法行为开脱。
在重庆谋生期间，他还曾被指控篡改竞争者的学历资料。相关经历让他的青年时代蒙上阴影。一个人可以靠才华改变声名，却很难靠成名抹去过去。柏杨后来著作等身，早年的造假问题仍不断被提及，原因正在于此。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文字。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柏杨以写作、编译谋生，曾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1968年，他因其中一段译文被认为影射政治人物而被捕，随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长期监禁。不同资料对案件细节和刑期表述略有差异，但他在狱中关押多年，是确定的事实。
监狱没有让他停止阅读和写作。相反，他在狱中整理历史资料，完成《中国人史纲》等重要稿件。后来出版的作品，文字并不追求圆滑，常常一针见血。1984年9月24日，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谈到中国人的“脏、乱、吵”和“窝里斗”，语气激烈，引发广泛讨论。
《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后，迅速在台湾流传。柏杨批评的并非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社会生活中的陋习、封闭心态与群体内耗。他把历史、人性和现实揉在一起，因而被不少人称为“台湾的鲁迅”。但必须说，作品中的批判锋芒，不能自动转换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豁免。
他的婚姻经历，恰恰构成了这种反差。
柏杨十八岁时依照家人安排，与艾绍荷结婚，并育有一女。婚姻不久，他便离开妻女。此后在重庆，他与同事崔英秀相识同居，并未坦白原有婚姻，后来又有了孩子。关系破裂后，他再次离开。
之后，他与教师齐永培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再后来又与倪明华共同生活，并育有女儿。倪明华在他入狱期间提出离婚，这一次，离开家庭的人变成了被离开的人。据传，柏杨得知消息后情绪低落，甚至绝食多日。可无论他的痛苦多么真实，也不能抵消此前给他人造成的伤害。
1977年出狱时，他已年近六十，人生声名与现实处境形成强烈反差。没有盛大的迎接，也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他只能重新面对冷清的日子。那些曾被他抛在身后的人，也没有义务在多年之后替他承担后果。
有意思的是，命运并没有就此关门。朋友聚会中，他认识了张香华。张香华比柏杨小十九岁，是他的读者，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两人相处多年后结婚，但据相关回忆，张香华婚后多年才逐渐知道柏杨复杂的婚姻史，自己是他的第五任妻子。
她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陪伴柏杨走完晚年。有人对此不解，也有人认为，感情并非简单的账本。张香华曾对身边人说：“我知道他的过去，也知道和他生活并不容易。”这句话未必能解释全部，却足以说明她的选择经过了权衡。
柏杨晚年仍关心故乡与两岸关系。他原籍河南，笔名“柏杨”也被认为寄托着乡土记忆。谈到大陆时，他曾表达希望两岸民众多走动、多了解的愿望。2008年去世后，家属将部分骨灰安葬于河南，使他以另一种方式回到故土。
文学上的柏杨，敢于揭露积弊；生活中的柏杨，却留下学历造假、隐瞒婚史和离弃妻女等争议。两种形象并不互相取消，也不能彼此粉饰。作品可以单独评价，人品也必须单独承担。柏杨的一生，正是才华与缺陷同时存在，成就与过错始终纠缠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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