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襄阳说”史料证据之伪

对南、襄两地的躬耕地之争，有人冠之以“千年躬耕地之争”，这其实是一种夸张，是不确切的。真正的躬耕地之争始于明朝中期，至今不过500年左右。明中期以前，直至汉魏六朝，历代天下共识是：躬耕地在南阳（宛城、宛县城郊）卧龙岗，襄阳隆中只是寓居地。人们对两地定位定性区分得很清楚，并无躬耕地之争。那么，是何原因引起躬耕地之争呢？本文综述如下：

我们先看历代史料记载：汉末三国，《诸葛亮文集.黄陵庙记》载：“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玄卒，亮躬耕垄亩”；书中收录的诸葛亮《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只字未提“襄阳”，“隆中”。诸葛亮《寄子瞻书》云：“余自（南阳）隆中结构茅庐于卧龙岗下者，……生于离乱之世，欲立庄舍于南阳，以便躬耕稼穑”。西晋王隐《蜀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指向“沔之阳”南阳隆中卧龙岗）。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注《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邓县，号曰隆中”，未有“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和躬耕地文字内容。盛弘之《荆州记》载：“宛城西卧龙岗，武侯躬耕旧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宋以前版本无“沔水迳隆中，亮故宅、三顾……”等内容。隋唐《旧图经》记载：“卧龙有岗，识孔明躬耕之迹”。唐《括地志》载：“诸葛亮宅，在南阳县西七里”。《元和郡县志》载：“南阳县有卧龙岗，在县西七里。诸葛躬耕处”。唐玄宗开元十九年下诏建南阳武侯祠；《唐会要天宝七载诏》确定诸葛亮郡望为南阳，並令春秋二时至祭。宋代官方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明确载：“诸葛武侯宅，在南阳县西南七里，卧龙岗是也，武侯躬耕之所”。宋乐史《太平御览.地部》有三处引注《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载：“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释》载：“武侯躬耕处在南阳县卧龙岗，刘备三顾于此”。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诸葛武侯宅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唐宋文人学士大量诗词歌赋均指向南阳，如著名的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元代《大元一统志》载：“南阳县西七里有岗日卧龙，武侯躬耕处”。《大明一统志》载：“卧龙岗，在南阳府城西七里，孔明躬耕处”。明世宗嘉靖皇帝敕赐南阳武侯祠额，命钦差实地考察，并经都察院核定，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遣驸马都尉乌景和到南阳卧龙岗谕祭诸葛亮……。

从以上史料记载可知，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历代，正史文献记载与天下朝野共识高度一致，一脉相承。即：南阳卧龙岗记为“躬耕地”，襄阳隆中记为“寓居地”。二者互相独立，互不冲突，互不否定、对立。直到明中期正德年间，襄王府长史林光在《请建诸葛武侯祠庙疏》中，仍然秉承自古以来的“躬耕地”与“寓居地”两元分立的传统认知，承认“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隆中，寓居于襄阳隆中，襄阳隆中乃亮寓居之宅”。

那为什么会出现躬耕地争论呢？是因为元、明两代朝廷皇帝确定了南阳卧龙岗躬耕地后，襄阳方坐不住了。到了明中期（1522年左右），襄阳将隆中、草庐、书院、隆中山与伏龙山寺庙移植整合于汉水南阿头山附近（即今“古隆中”处）后，加上《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影响，襄阳方不满足于“故宅、寓居地”的传统定位，开始发力与南阳争躬耕地。他们首先在地方志中修改记载，并将“隆中故宅”直接等同于“躬耕地”，修建与诸葛亮相关托名古迹，偷换概念，牵强附会臆造，打破了两地原本和谐共存的局面，开始引发争议。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襄阳方为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更使争义放大、上升到非此即彼。把野史伪据《汉晋春秋》、今本《水经注》抬高到正史《三国志》之上，彻底推翻、否定“躬耕南阳”、“寓居隆中”的传统定位，将双方争议矛盾推向了极端。甚至组织“网络水军”，双方在网络平台上天天互怼互骂，把学术之争变成了地域歧视的激烈口水战。

但“襄阳说”因为从正史《三国志》及历代各种文献史料中都找不到只字片言的“躬耕于襄阳隆中”的原文证据，只能把南宋以后有各种刻本、难辨真伪的裴《注三国志》引注的《汉晋春秋》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野史孤证十伪证、和今本《水经注》中被后人羼入的伪内容当证据法宝。并先把“躬耕于南阳”增字解释为躬耕于“南阳郡”，试图把襄阳城西的隆中强塞进这个自淫的“南阳郡”，再进一步偷换概念，牵强附会，以跳跃式逻辑推导出所谓“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说”。並辅之以编造的“襄阳豪华亲友圈”和南阳宛城“曹占区”的谣言、狡辩“两郡並非严格以汉水南北分界，有犬牙交错”，隆中地理上近襄阳，行政上属南阳”的歪理邪说，以及把上世纪90年代由襄阳方主导的连续四次部分学者参与的“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结论包装成“学界共识”、“国家定论”，甚至伪造国家社科院历史所文件，妄图搅混舆论，欺骗大众视听，以达到“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学术定论”目的。

真正的历史已不存在，我们今天研究论述的都是“记录的历史”和“传播的历史”，文献史料，都不免有失真。殊不知“襄阳说”赖以为据的这两条史料，都是经不起考证的野史孤证和后人羼入的伪内容。射虎先生“《汉晋春秋》什么时候后出现“襄阳城西二十里”一文提供的大量史料证据证明：宋以前的《汉晋春秋》中并无“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文字内容，（更无躬耕地的记载），习凿齿原文中无，裴松之《三国志注》不同刻本中也未必都有（宋苏东坡就曾质疑“裴松之谓南阳之邓县者，讹”）。因此，这个“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的定位就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更与躬耕地毫不相干。宋以前《水经注》中经考证也无“沔水迳隆中、亮旧宅，三顾”等内容。既然两条证据均系子虚乌有的伪内容伪证，“襄阳说”的理论体系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彻底坍塌。还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再来争躬耕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