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三楼宿舍里，65岁的陈布文躺在床上，已经连续几天没有进食。窗外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屋内却没有人能劝动她。摆在身边的，是几封翻出来的旧信，也是她与张仃近半个世纪婚姻突然裂开的证据。
陈布文这个名字，后来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可在民国文坛，她曾以笔锋锐利著称，被人称作“文坛小鲁迅”。1920年，她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家庭。父亲是秀才，也做过地方官，对女儿读书并不反对。
十二三岁时，陈布文便开始向报刊投稿。她写的不是闺阁闲情，而是社会弊病、民间疾苦和现实不平。文章刊出后，不少读者以为作者是个阅历深厚的中年男子，谁能想到，落款背后只是一个年纪尚轻的姑娘。
十七岁高中毕业后，父母曾为她安排一门条件优越的婚事。男方留学日本，家境也很殷实。在那个婚姻多由父母决定的年代，这样的对象很难被视为“委屈”。但陈布文不愿把婚姻当成一笔家族交易，几番争执后，她离开家乡，去了南京。
她真正向往的，是能够理解文字和艺术的人。到南京后，她进入铁道部创办的报社担任编辑，并为《扶轮日报》等报刊撰稿。也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画家张仃。
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少年时期正逢东北局势剧变，1932年东北沦陷后，他离开家乡，后来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文字与绘画，在那样的年代都不只是谋生手段，也可以成为表达民族情绪的武器。
1937年8月以后，南京多次遭到日军轰炸。一次躲进防空洞时，陈布文与身旁的青年交谈起来，才发现对方正是早已相识的张仃。炮火制造的相逢，让两个年轻人迅速靠近。有人回忆，他们后来在玄武湖畔举行婚礼，正式结为夫妻。那一年，陈布文17岁，张仃20岁。
婚后不久，战争把他们推向延安。两人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现成的革命履历，起初并不受重视。陈布文凭借已经形成的文名，经周扬介绍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张仃则后来进入美术系工作。
在延安，夫妻二人的处境并不相同。陈布文的文章容易与抗战文艺的需要衔接，张仃偏爱的现代绘画和抽象表现，却常常与当时的审美习惯发生冲突。他的作品有人欣赏，也有人讥讽，甚至被指责为“丑化同志”。
张仃性格急躁，艺术道路又屡受质疑，家庭中的压力可想而知。陈布文既要写作和工作，还要照料孩子、维持家务。一次张仃情绪低落，甚至产生轻生念头，陈布文四处寻找，终于在河边找到他。她没有讲大道理，只是紧紧拉住丈夫，反复劝说：“日子还没有走到头，不能这样。”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参与国徽、纪念邮票等设计工作，后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职。陈布文也曾担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事业与家庭同时摆在面前时，她选择辞去工作，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和丈夫身上。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几个孩子陆续长大，张仃的艺术道路也并非始终顺利。特殊年代里，他因绘画观念、海外艺术交往等问题受到冲击，家庭一度承受巨大压力。陈布文承担起安抚丈夫、保护孩子和维持生活的责任，许多外人看不见的苦楚，都被她压在了日常琐事之下。
转折出现在1985年。据相关回忆材料，陈布文整理旧物时，发现了张仃与诗人灰娃之间长期往来的书信。信件内容表明，两人的关系早在1965年前后便已超出普通友谊，而且持续了二十年左右。
她把信拿给张仃看，问道：“这些信，你准备怎么解释？”张仃没有给出令她信服的回答。对于一个把青春、事业和家庭几乎全部交付出去的人来说，真正击垮她的，或许不只是背叛本身，而是突然发现，自己以为共同走过的岁月，竟长期存在另一条隐秘的轨道。
陈布文随后绝食，身体迅速衰弱，于1985年12月去世。关于她去世的具体过程，流传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她因婚姻变故陷入绝望，则见于多种叙述。遗憾的是，她一生写过许多锋利文章，却没能把最后的痛苦写下来。
次年，张仃与灰娃结婚。此后，他继续从事艺术创作，晚年也曾与灰娃同行游历。面对这段关系，他后来称灰娃“始终是个孩子”，又将自己与陈布文的婚姻描述得颇为压抑。
可婚姻里的付出，往往不会整齐地留在账本上。陈布文在战乱中陪伴他，在困顿中照料家庭，在他遭受打击时把人从绝望边缘拉回来；这些事情没有留下多少轰动性的记录，却构成了那段婚姻最沉重的部分。信纸可以保存秘密，却未必能保存一个人几十年承担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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