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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面对怎样的沟通场景,病历中的表述都应尽可能回归客观、专业。

来源 | 医脉通

作者 | 木昜

近日,一则关于电子病历的新闻引发关注。

广东湛江吴川市一名家长反映,自己5岁的女儿因过敏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卫生院就医,事后却发现,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一栏被医生写下了“刁蛮”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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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字为何会被写进病历?孩子的就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对于每天都在与患者打交道的临床医生来说,这件事又有哪些值得警醒的地方?

01

一次不顺利的就诊,如何变成了一场病历风波

据家长彭女士介绍,7月12日晚8时许,她5岁的女儿突发全身过敏,脸部、眼部明显肿胀,于是带孩子赶往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卫生院急诊就医。

当晚一楼诊室仅有一名医生在岗。彭女士上前求助,对方表示,如果有喜欢的医生,可以去找喜欢的医生看;如果有预约、有电话,也可以叫医生回来。虽然医生写下了孩子的姓名,但随后仍表示不用勉强,四楼也有医生

彭女士当场质疑:“你作为医生,讲话怎么能这么难听?”随后,该医生离开诊室

她带着孩子来到四楼,却被告知四楼为外科医生,无法诊治儿童过敏。最终,该院副院长赶到现场,为孩子进行了处置。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或许只是一场并不愉快的就医经历。

但一周后,彭女士接到匿名电话,被告知女儿的电子病历里出现了“刁蛮”两个字。

她的丈夫随后来到医院核实。在副院长见证下,院方打开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系统记录显示,涉事医生于当晚11时许,在孩子电子病历既往史一栏写下刁蛮,没有其他病情记录。

彭女士随后提出三方面诉求:希望涉事医生道歉、立即修正电子病历,并要求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8月24日,吴川市卫生健康局回复称,经核实,涉事医生确实在患儿电子病历中标注了“刁蛮”字样,监督执法人员已经现场取证,事件进入进一步调查程序。

据报道,涉事医生曾表示,这样标注是为了方便以后不再看这个病人

此后,事件持续受到关注。

9月5日晚,吴川市卫生健康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核查情况属实,相关部门已赴黄坡镇开展调处,并向患者家属通报处置情况,家属表示认可调查结果,双方达成和解。

目前,涉事医生已被予以警告、批评教育和立案调查,医院主要负责人也被约谈。有关部门责令医院进一步健全投诉管理机制,并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行动。

而在9月4日,相关部门已经按照病历管理相关规定完成了该病历信息的修正。

事情至此暂告一段落。

但对于医生来说,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许才刚刚开始。

02

病历可以记录难沟通,但不该留下情绪化标签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与患者沟通本身就是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门诊量大、工作节奏快、患者及家属诉求复杂,这些都是很多临床医生熟悉的工作场景。尤其是在急诊等高强度环境中,医患双方都可能因为时间紧迫、信息不对称或者沟通方式不同产生误解。

因此,医生在工作中产生情绪,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绪如何处理,以及最终是否进入了医疗文书。

此次事件引发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电子病历中的用语边界。

从医疗文书的功能来看,病历需要记录与患者诊疗相关的重要信息,包括病史、检查、诊断、治疗以及患者的相关行为等。因此,当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拒绝检查、拒绝治疗、未遵医嘱或者其他可能影响诊疗的情况时,医生有必要进行相应记录。但记录的重点应当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医生如何评价患者。

例如,患者拒绝某项检查,可以记录具体拒绝的检查项目、医生进行的解释以及患者最终的选择;如果患者存在影响正常诊疗秩序的具体行为,也可以对相关行为进行客观描述。

相比之下,“刁蛮”、“不讲理”等词语更多属于主观评价,并不能准确说明患者具体做了什么,也难以直接为后续诊疗提供有效信息。

因此,对于医生而言,一个比较实用的原则是:面对沟通困难的患者,可以记录事实,但应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明显主观评价色彩的表述。

这并不意味着医生在病历中只能写“标准答案”,而是需要尽可能让文字回归医疗记录本身的功能。毕竟,病历记录的价值就在于让另一个没有经历当时场景的医生,通过这些文字了解患者发生过什么。

如果留下的只是一个情绪化标签,反而可能减少病历本身的信息价值。

03

遇到难处理的患者,不能只靠医生一个人解决

相比“病历里能不能写某个词”,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如果确实遇到了沟通困难、反复投诉,甚至已经影响正常诊疗的患者,应该怎么办?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临床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面对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医生既需要保障患者能够正常接受诊疗,也需要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当双方沟通出现明显困难时,单纯依靠医生个人不断解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这类情况的处理重点,与其继续停留在个人情绪和沟通层面,不如尽早进入规范的沟通和纠纷处理流程。

1.沟通出现困难时,及时记录诊疗过程

对于存在潜在医疗风险或者沟通争议的情况,医生首先需要做的是规范记录。患者提出了什么诉求,医生进行了哪些解释,患者是否同意或者拒绝某项检查、治疗,过程中是否出现影响诊疗的具体行为,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记录。

这里的重点不是“给患者留下评价”,而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诊疗过程。患者拒绝检查,就记录具体拒绝了什么;患者拒绝治疗,就记录医生进行了哪些告知和解释,以及患者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如果发生了影响诊疗秩序的情况,也应当尽可能描述具体事实。

这样的记录,一方面有助于后续接诊医生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能够在出现争议时,为还原当时的诊疗过程提供依据。换句话说,记录是对诊疗过程的还原,而不是对患者的定性。

2.个人难以解决时,及时启动医院处理机制

如果医患矛盾已经超出正常沟通范畴,医生也不必完全依靠个人处理。医院的医务、投诉管理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本身就承担着处理医患沟通和纠纷的重要职责。

对于医生来说,及时报告情况、按照流程寻求相关部门介入,并不意味着“把问题推给医院”,而是让涉及多方的医患问题进入更加规范的处理流程。尤其当患者存在反复投诉,或者沟通矛盾已经明显影响正常诊疗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化方式进行处理,而不是由医生个人在医疗文书中留下特殊标记。

从这个角度看,医疗文书解决的是发生了什么,而医院的纠纷处理机制解决的则是出现分歧之后怎么办。二者承担的功能并不相同,也不应相互替代。

3.医院需要让处理流程真正有章可循

从这起事件来看,除了医生个人的病历书写问题,医院如何处理医患矛盾,同样值得关注。

临床医生面对患者时,需要承担诊疗责任,同时也可能面对沟通、投诉甚至纠纷压力。因此,医院在加强医德医风和病历规范管理的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加清晰、可执行的医患沟通机制。例如,遇到复杂医患矛盾时由谁介入,医生如何进行规范记录,患者投诉之后如何反馈,发生冲突时怎样保障正常诊疗秩序等,都需要有相对明确的流程。

对于医生而言,知道遇到问题应该找谁、按照什么流程处理,能够减少完全依靠个人处理复杂医患矛盾的情况。

而对于医院而言,建立这样的机制,也不仅是为了处理已经发生的纠纷,更是为了让医生和患者在出现分歧时,都能够找到相对明确的解决路径。

这起事件最终以病历信息修正、涉事医生受到处理以及双方和解告一段落。

从一次具体的病历风波来看,医疗文书不仅是诊疗过程的记录,也关系到后续医疗信息的准确传递。因此,无论面对怎样的沟通场景,病历中的表述都应尽可能回归客观、专业。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工作中的压力和情绪可以理解,但医疗文书与个人情绪之间仍需要保持清晰边界。归根结底,病历记录的重点不是评价患者,而是准确记录诊疗过程中发生的事实,让后续接诊者能够看清诊疗经过,也让医疗行为经得起回看和核实。

这或许才是电子病历真正应该发挥的作用。

参考资料:江西电视台《都市现场》、央广网、看看新闻

责编|Zelda

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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