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亚太经济增长的新变量。但对这个全球最具活力、同时发展差距也较明显的区域来说，AI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有的经济体拥有先进的AI模型、充足的算力和大量技术人才，有的国家仍在为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短缺寻找解决方案。AI可能成为拉动亚太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可能让原本存在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9月5日，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形成多项成果。当天下午，论坛举办了中外嘉宾深度对谈。
在主题为“如何深化亚太开放合作？”的对话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兼职教授马克·比森围绕人工智能、绿色转型和全球治理展开了一场“乐观派”与“悲观派”的对谈。
朱民强调技术扩散、AI应用落地以及全球治理合作的可能性；比森则更担心，在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逻辑主导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可能越来越难。
9月5日下午，朱民（右）与马克·比森（左）进行深度对话。澎湃新闻记者 杨文钦 图
朱民：AI技术普及落地变得愈发关键
朱民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具体分析道，不能简单地用“是否拥有最先进的大模型”来衡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AI差距。“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像GPT-6这样的大模型，那么差距确实比较大。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AI应用落地以及在具体场景中的实施，AI已经无处不在。”
他指出，当下确实有很多声音在讨论所谓的“鸿沟”——认为美国和中国处于AI产业第一梯队，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都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他认为这并不准确，“如果真正观察亚洲、东南亚，会发现那里有大量企业都在使用AI、适应AI。AI的普及在真正发生，而且速度非常快。”
事实上，在此次参会的多位嘉宾均提及越来越多亚太企业开始使用AI，这种“从技术到应用”的扩散，可能成为亚太经济体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路径。对于亚太国家而言，AI竞争或许不只是研发出最先进的大模型，更是如何将其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而这正与今年APEC所面对的议题产生了交汇。
7月举行的APEC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在亚太地区“普惠包容发展”，通过能力建设、知识分享和开放对话，让更多成员经济体参与AI驱动的经济，并最大限度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
在8月27日开幕的2026年APEC第三次高官会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介绍，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APEC“中国年”的重点。在创新方面，将基于7月APEC“数字周”成果，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成果文件，抓住数智转型机遇，培育亚太创新增长新动力。
朱民认为，中方建设数据中心、把人工智能技术输出海外、配套相关支持，赋能当地企业与地方政府等举措，都是避免“AI鸿沟”的重要方式。“我们不能再重演‘人工智能鸿沟’。技术普及落地变得愈发关键”。
但是，当AI越是快速进入现实世界，其带来的问题也更加复杂。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兼职教授马克·比森提出了其快速发展带来的另一面，数据中心在全球快速扩张的背后是巨大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与此同时，AI也将改变劳动力市场。
“历史的一大讽刺或许就在于——我们发明的技术最终可能变得比人类更加聪明、更有能力，并且拥有与我们不同的利益诉求。”比森向澎湃新闻表示。
“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已经成为围绕人工智能讨论的重要方向——即如何确保AI系统的目标、行为与人类的意图、利益和价值观等保持一致，从而避免意外出现的负面后果。
比森提醒，一些AI系统已经表现出能够考虑自身利益的迹象，而随着不同AI智能体之间出现更加复杂的协同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增加。
据OpenAI与网络安全机构披露，今年7月，近700个基于OpenAI模型构建的恶意AI代理入侵了一家AI初创公司，试图掩盖活动轨迹。另有报道称，春季一批失控的OpenAI智能体曾“劫持”一家德国网站，将其转为其他AI代理的交流论坛。这些案例凸显出自主AI集群在长时间内隐匿运行的风险。
朱民也没有回避AI潜在风险。“人工智能非常强大，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很危险。”在他看来，AI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利好或者风险。如果使用得当，它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福利；但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给世界带来伤害。
因此，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AI，而是“如何控制和管理它”，以及“谁来做决定”。这也是朱民反复强调的：AI的技术发展与治理必须同步。
AI治理困在大国竞争里？
然而，技术可以跨越国界快速扩散，但规则和信任能否跟上？
对此，比森的判断明显更加谨慎。在他看来，当下最大的障碍不是人类缺少建立AI治理机制的能力，而是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
比森向澎湃新闻表示，如今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成长于大国地缘竞争的环境中。全球范围发生的事，他们都会用地缘政治、安全竞争的棱镜去看待。所以，各方心存疑虑、互不信任，将很难真正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难题。
这种思维方式让AI问题越来越难以被视为一个单纯的全球性技术议题。比森担心，当AI越来越具有战略价值，各国更倾向于把它视为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最优先考量的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而各国的国家利益、世界观很难完全一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据路透社9月5日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中美两国正筹备于9月中旬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两国首次专门针对AI的正式双边对话。
全球战略咨询公司DGA-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合伙人特里奥洛表示：“两大人工智能强国此时举行会谈，正处在最为关键的节点，机不可失。”
美国智库新美国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表示，让双方交换研判信息、共同监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本身就是重要起点。“前沿人工智能代理如果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可能造成巨大破坏......这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竞争。美中必须以某种方式开展合作，否则双方都会蒙受损失。”
朱民承认中美两国在AI领域的合作非常重要，但他同时强调，不能把AI治理简单变成两个大国之间的事情。“我们需要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声音。APEC覆盖亚太地区大量人口和经济体，应该在AI治理问题上形成声音，推动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AI国家采取行动。”
在比森看来，建立类似机制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专家，还需要国家之间的信任。而这正是当前最稀缺的东西。他具体分析道，联合国、COP等机制的发展历程都显示，国际社会很容易在危机之后形成合作共识，却又在地缘政治竞争升温后回到“本国利益优先”的轨道。
他在最后呼吁各方形成集体共识，“去守护世界的未来，守护即将接手这个世界的年轻一代。我期待中国会有所不同，以一种更进步、更具有远见的方式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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