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北京工业学院校园里，学生魏玲把入党申请书交到指导员手中。她是班级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不错，平时表现也较为积极，原以为材料不会出现大问题，没想到几天后，申请被暂时搁置。
原因不在学习，也不在日常表现，而在家庭关系一栏。她填写的父亲姓名，与组织掌握的情况对不上。指导员只说了一句：“你的父亲情况，需要重新核实。”
魏玲回到家中追问母亲，得到的答案却让她久久说不出话。母亲告诉她，真正的父亲名叫徐楚光，湖北浠水人；她出生时用过的名字叫徐定生。此外，她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名叫徐建，另一个名叫恩铭。
一张入党申请书，牵出了一个被隐瞒多年的家庭秘密。
徐楚光出生于1909年。那时的湖北乡村贫困闭塞，他四岁丧母，六岁又失去父亲。父亲曾投身革命，后来在战乱中牺牲，年幼的徐楚光由几位叔叔抚养长大。家里并不宽裕，叔叔们仍想办法送他进私塾。
读书改变了他的眼界。1924年，他考入蕲水县中学，接触到新思想；1926年，又考入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破裂后，许多人的道路发生变化，徐楚光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加入共产党，转入更为隐蔽的斗争。
1929年起，他奉命进入国民党内部，执行策反、情报和联络任务。这样的工作没有公开身份，也很难留下功名。白天，他可能是国民党系统中的军政人员；到了夜里，又要设法把消息送出敌占区。
1930年，徐楚光与李腊梅结婚，婚后生下儿子徐建。但家庭生活很快被任务打断。一次策反行动暴露后，他奉命紧急撤离。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只能留在原地。
多年以后，徐楚光返回家乡，李腊梅已经在乡绅迫害中去世。徐建由叔叔们照料成人，父子虽有血缘，却长期聚少离多。这段经历，也成为徐楚光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抗战期间，他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在国民党系统任职，暗中为抗日工作。1939年，经组织批准，他与同为共产党员的时海峰结婚。两人都明白，婚姻并不能让他们脱离战场，反而常常意味着更长的分别。
1941年5月，时海峰生下儿子恩铭。由于身处抗日前线，她将孩子寄养在姜姓乡亲家中，并盼望战争结束后，一家人能够团聚。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1943年3月，徐楚光改名徐楚狂，潜入南京汪伪政府控制区域。他借助社会关系接近敌方人员，搜集情报，并参与建立通往苏皖边区的地下交通线。由于身份绝密，连妻子也无法得知真相。
时海峰后来听说丈夫在汪伪政府任职，以为他背叛了信仰和婚姻，选择离婚。徐楚光明知妻子误解，却不能解释任务，只能沉默接受。这种沉默保护了工作，也让家人承受了漫长的痛苦。
1944年5月，徐楚光遭到伏击负伤，养伤期间结识朱建平，后者改名朱晖。两人于1945年1月结婚。1946年11月，女儿出生，取名徐定生。1947年，他终于找回长子徐建，一家人短暂住在一起。
那年中秋，是他们难得的团圆。徐楚光陪孩子赏月、吃月饼，临行前叮嘱徐建照顾妹妹。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会成为永别。
1948年，徐楚光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10月，他在南京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新中国成立时，他的真实身份仍未公开，家人只知道他失踪，外界甚至有人误认为他已经变节。
朱晖没有相信这些说法。她带着女儿生活，将徐定生改名为魏玲。由于孩子年幼，父亲的身份被长久埋藏。直到1965年，魏玲申请入党，政审材料出现疑点，她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得知真相后，魏玲寻找大哥徐建。兄妹重逢时，两人不仅确认了血缘，也开始追问父亲牺牲的经过。遗憾的是，二哥恩铭仍然下落不明，兄弟姐妹之间隔着数十年的空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资料逐步得到整理。1983年，徐楚光被正式确认为革命烈士。多年坚持为父亲正名的恩铭，后来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消息，曾多次给改名后的徐定生写信，却始终没有收到回音。
直到2008年，恩铭的女儿才与徐建取得联系。那时，恩铭已经年迈，终其一生都没有等到与亲人相认。2009年，徐楚光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徐建、徐定生及后辈一同来到南京雨花台，在烈士墓前完成了一场迟到多年的家族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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