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海松江，国民革命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在突围中殉国。此时的松江，已不是普通战场，而是淞沪正面防线被日军从背后撕开的缺口。此前数月，中国军队把最精锐的部队不断投入上海，许多师团刚补进阵地，转眼便只剩番号。
淞沪会战并非一场仓促应战。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平原更适合日军发挥机械化、炮兵和航空兵优势。国民政府把主战场选择在上海，有利用江南河网、城市和水陆交通牵制日军的考虑，也有把国际视线吸引到上海的战略意图。
更重要的是，上海附近集中了中央军主力。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指挥第15集团军等部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税警总团以及第1军、第18军、第74军相继投入。很多部队受过德国军事顾问训练，装备和训练水平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居于前列。
1937年8月13日，第9集团军向虹口日军据点发起进攻，淞沪会战正式开始。中国军队原本希望迅速压缩日军在上海的据点，然而日军依靠海军舰炮、飞机和租界附近的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事很快从局部冲突变成大规模消耗战。
罗店一带最能说明这种消耗有多残酷。这里是上海北部的重要交通节点，双方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曾攻入罗店，日军又凭借坦克、重炮和空中支援反扑。阵地一度几度易手，军官伤亡尤其严重，第67师师长李树森负伤，黄维从德国学习归国后接任指挥。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差距，并不只体现在枪炮数量上。日军可以通过海运迅速输送兵员和弹药，舰炮直接支援登陆部队；中国军队则主要依靠铁路、公路和地方征发补给。一旦阵地被炸毁，后方运输受阻，部队即使有作战意志，也很难长时间维持攻势。
日军随后持续增兵。8月23日，松井石根指挥的日军援军在川沙口、狮子林、张华浜等地登陆。到9月下旬，日军在上海方向投入的兵力大幅增加。中国方面也不断调兵，参战部队逐渐扩展到数十个军、七十余万人，但这里的“70万”是会战期间陆续投入的总兵力，并非同一时间全部摆在一线。
10月，桂军主力奉命进入战场。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以善战著称，第171师、第173师等部队装备相对整齐，官兵也有较强的战斗经验。白崇禧曾对部属表示：“过去打的是内战，这次是对外抗战，必须拼命。”这句话并非空喊，桂军很快就被推上了最危险的地段。
桂军部队身着黄色军装，佩戴英式钢盔，在灰布军服为主的战场上十分醒目。10月下旬的一次进攻中，部队因夜暗和地形判断失误，侧翼暴露在日军火力下，伤亡极重。短时间内，许多基层军官接连阵亡，部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白崇禧得知损失后痛哭的说法，在战地回忆中屡被提及，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桂军并非“几天全军覆没”，而是多个师伤亡惨重，被迫撤下整补。
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登陆。此前中国军队把大量兵力压在上海正面，杭州湾北岸防守薄弱，日军由此向松江方向推进，形成对淞沪守军南翼的威胁。松江失守后，上海正面部队面临被包围的危险，继续固守已经难以维持。
11月8日晚，日军向松江发动进攻，第67军在掩护主力撤退时遭受重大损失，军长吴克仁殉国。蒋介石随后下令全线撤退。11月11日前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区，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撤退并不等于部队完整脱离战场，沿途道路拥挤、通信混乱，许多部队在日军追击和空袭下再次减员。
淞沪会战持续近三个月，中国军队伤亡约二十余万至三十万人，具体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差异。海军主力基本损失殆尽，空军也付出沉重代价，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税警总团等精锐部队同样遭到重创。多名军、师、旅、团级军官战死，黄埔系军官尤其集中在这些部队之中。
“淞沪会战后再无黄埔”并不是说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从此绝迹，而是说那支依靠中央军校训练体系、装备较好、由黄埔军官骨干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经过上海、南京等连续作战后，已经很难恢复到战前规模。淞沪战场消耗的，不只是兵员和武器，还有中国军队多年积累的指挥骨干与训练成果。
遗憾的是，淞沪会战没有改变中日军力悬殊的现实，却迫使日军在上海投入大量兵力和时间。中国军队未能守住上海，却没有让日本在短期内结束战争。那些留在罗店、蕰藻浜、松江和撤退道路上的番号，后来有的被重新补充，有的则永远停在了1937年的战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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