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团”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一次，不是又一次冲上热搜的冲突视频，而是一部法律修订草案，首次将“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健身”写入条文。
8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其中特别针对“暴走团”作出规范：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有关单位应加强日常巡查和劝阻制止。这是该法施行二十多年来首次全面大修，也是“暴走团”问题首次被明确纳入法律视野。
“暴走团”为何成了立法关注对象？
“暴走团”的争议由来已久。2023年，广西阳朔多个“暴走团”无视交通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车辆无法按规定通行。2025年，辽宁朝阳一个“暴走团”直接阻挡两辆消防车和一辆救护车通行，双方僵持一两分钟，最后救护车靠边让出道路，老年“暴走团”列队出发。逼停消防车、救护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锻炼扰民”，而是直接威胁公共安全。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了更深层的隐患：“暴走团”中的个体在群体效应下容易产生跟随行为，对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风险难以有效识别和避免。队伍间距大、横向人数多、行走秩序混乱，往往占用多条机动车道。且暴走时间集中在夜间，交通视认性较差、车辆行驶速度快，一旦驾驶人安全视距不足、来不及避让，极易引发冲撞人群的事故。
2017年山东临沂的惨剧至今令人警醒：一辆出租车与在机动车道上的“暴走团”发生冲撞，导致一死两伤。事后交警认定，司机操作失误是主因，次要原因是暴走人群占用机动车道。
为什么“暴走团”屡禁不止？
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暴走团”能在城市大行其道，既是因为参与者怀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有治理权责模糊的原因。“二三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组织者觉得人多势众没人敢管，执法者也担心处罚引发群体冲突，往往选择息事宁人。”
治理层面的困境同样突出：占道归交警管、噪声归公安管、场地归城管管，群众投诉时经常遭遇推诿，问题长期悬置。北方某城市交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暴走团”的不文明或占道行为，多由群众报警，接警的通常为辖区公安，交管部门很少接到类似警情。一位民警也表示，类似警情在公安管辖范围内，但民警通常只能采用劝阻手段，若劝阻无效，只能等再次接警、出警。
谭敏涛指出，目前类似问题的处理重事后处罚、轻事前管控，执法人员属于被动处置，且到场后往往以劝离为主，难以形成震慑。
新规是否意味着“暴走团”不能上街了？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草案新规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行安全，让“暴走团”进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视野，解决新问题。他同时强调，在“堵”的同时，也要做好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疏通工作。
谭敏涛进一步解释，草案新法条不代表未来健走、走路不能上道路。“法条禁止的是未经许可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列队开展健身这类非交通活动。行人单人、少量人员在人行道、路边依法正常步行、散步不受任何限制。如果相关部门划定特定时段、特定路段可以用于集体健走，依法履行许可流程之后，也可以合规开展活动。立法目的不是禁止健身，而是禁止随意侵占车行道路、妨碍通行安全的健身方式。”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统计，超过40%的60岁以上老年人以健步走作为主要运动方式。但城市专用健身步道、滨河绿道、郊野步行道总量不足，部分城区缺少适合大规模长距离健走的场地，部分健身群体因此选择走上城市道路。
“堵”之外，更要“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以及人们对文化、体育、心理等有更高需求的情况下，对“暴走团”的管理，实质上是进一步讨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再分配，并借助法律保障再分配的公共资源不被挤占。“暴走团”问题看起来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问题，但实际上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冲突。
杨新苗注意到，现行法律中，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施划停车泊位，机动车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但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这意味着现实中很多人行道空间被机动车占据，导致步行条件较差。他建议，草案修订应把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空间的许可条文去掉，将人行道归还给行人。此外，很多城市没有自行车道，两轮车只能在人行道上行驶，草案也应明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设有步行道、自行车道，让自行车道成为步行空间和车行空间的缓冲区。
谭敏涛表示，草案最大变化不是新增一条禁止性语句，而是首次把多部门的巡查、劝阻、上报、处置义务法定化，构建一条常态化监管链条，从单一交警执法变成多方联动治理，制度威慑力明显增强。不过，草案正文尚未增设大幅度提高罚款等新处罚，处罚幅度大体沿用现有法律体系。单纯依靠该条文本身，不足以根除全部占道暴走乱象，必须配套执法落地、场地建设才能见效。
“暴走团”的治理，立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老年人有地方健走、让道路回归通行本质、让执法不再陷入“劝了又犯”的循环，才是这场公共空间再分配的真正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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