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所那年，所里还窝在老地方。老师傅们指着那几排灰砖房子说：“瞅见没？那可是当年的中央防疫处。”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够我们这行的人念一辈子。
前些日子翻到《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 1910–1990》。这是咱们自己人写的书，赵铠、章以浩两位老所长主编，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出的。书里捋的那八十年，我亲历的，不过是把后头二三十年又活了一遍。今儿个，就跟大伙唠唠我这双眼看见的、这双手摸过的。
图注：卷首题词（原书第5页，题词人 OCR 难以辨识，此处不署名以免误记）
图注：版权页（原书第2页）：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出版，2003年7月第一次印刷，印数15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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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扎在天坛
书里写得明白：咱们这行“有规模的制造业，始于1919年，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所生物制品生产、研究机构——中央防疫处”（第20、30页）。那是北洋政府年间，卫生署署长刘道仁和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负责筹备，择地天坛，1919年3月前后宣告成立。
我刚工作时，天坛旧址还在用。后来书里写：1949年后，天坛原址的防疫处改作“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再改称“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1958年底，北京所才从天坛迁到东郊三间房新址（第43页）。
图注：1948年北平天坛 中央防疫处（原书第6页）二、烽火里，一路向南
抗战军兴，防疫处没闲着，一路向南撤。书里记着：经贵州到云南昆明，先在昆华医院病房楼西侧凑合着生产；1938年11月，汤飞凡接任处长，选了昆明西郊筹建永久性实验楼，1940年建成，才算稳住阵脚（第32页）。那一代人，是背着菌种、在逃难路上保生产的。
图注：1943年昆明西山 中央防疫处（原书第6页）三、新中国，六大所
50年代初期，解放战争刚结束，烈性传染病还在闹。政府一咬牙，把生物制品机构重新洗牌：直属卫生部，建了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外加一个生物制品检定所（第42页）。我这一辈人，多半就是在这六座所里扎下根。
北京所：前身中央防疫处，根儿最老。
图注：1959年 北京东郊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及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科研楼（原书第7页）
长春所：抗战胜利后由大连所分出，1953年正式定名；其前身为1946年黑龙江佳木斯的药厂（第45页）。
图注：1946年黑龙江佳木斯 佳木斯药厂（长春生研所前称）；1950年 长春西安大路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原书第8页）
成都所：1957年大连所撤销、主体迁入成都，1958年科研生产楼就立起来了（第44、9页）。
图注：1958年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生产楼；1982年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扩建的血液制剂、干扰素生产科研楼（原书第10页）
兰州所：1953年称中央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1958年盐场堡新所建成（第44页）。
图注：1964年兰州盐场路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1988年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扩建的疫苗生产车间（原书第11页）
上海所：原中央防疫实验处上海分处，1952年改称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第43页）。
图注：1982年上海延安西路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楼；1988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生产厂房（原书第12页）
武汉所：1950年在武昌临江大道动工，次年6月主体建成（第45页）。
图注：1952年武昌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1978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生产楼（原书第13页）
还有196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昆明建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攻小儿麻痹（脊灰）疫苗（第46页）。
图注：1978年云南昆明 医科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及该所疫苗生产楼（原书第14页）四、一支支疫苗的接力棒
书里把这条线捋得最清楚（第2页）：1910年，咱们起步是制造牛痘苗、处理东北肺鼠疫；到1990年，收束在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正好八十年。
牛痘苗：老祖宗“以毒攻毒”种痘，1798年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1805年传入我国，到1910年前后才普及（第28页）。
鼠疫、霍乱、伤寒菌苗，百日咳菌苗……都是从无到有，一支支填上空白。
麻疹活疫苗：咱们自己搞出了高度减毒的麻疹活疫苗株（第56页）。
脊灰（小儿麻痹）活疫苗糖丸：昆明所挑大梁，十多年攻坚；到80年代，北京、武汉所的脊灰活疫苗糖丸，和医科院昆明所、北京所一起供应全国（第53、61页）。
压轴的是乙肝：1985年，北京所与检定所协作，先搞出血源乙肝疫苗（第62页）；之后又引进美国默克公司的酵母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第65页）。书里把“1990年研制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当作这条八十年的句点（第2页）。
五、那些闪光的名字
汤飞凡院士（1897–1958），1938–1958年在北京生研所。书里专章写他：1950年代初当所长时，带着人用鸡胚卵黄囊接种法，在第8次试验里，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体，取名 TE8——T 是沙眼 Trachoma，E 是鸡胚 Egg，8 是第8次试验。后来国际分类委员会把它正式归为沙眼衣原体（第208–209页）。这项成果，拿了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金质奖、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第311页）。
图注：汤飞凡院士（1897～1958）、魏曦院士（1903～1989）（原书第16页）
魏曦院士（1903–1989），在昆明防疫处、大连所都干过。他主持过斑疹伤寒疫苗、钩端螺旋体疫苗的研究；为了不让人喂虱子，他还把吸食人血的虱子驯化成兔化虱，免去人喂虱之苦（第123–124页）。
图注：谢少文院士（1903～1995）、朱既明院士（1917～1998）（原书第17页）六、尾声
书里有一笔，看得人心里热：开展普遍种痘，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就消灭了天花；强化脊灰疫苗免疫，本土野病毒传播已经阻断；计划免疫让麻疹、白喉、百日咳发病率大幅下降；对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病毒携带率降了九成（第21页）。
我这一辈子，没赶上前辈在天坛点灯、在昆明逃难建楼的苦，但我接过的是同一根接力棒。如今所里的小伙子们，做的已是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那些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可根，还是那句话——“预防为主”；还是那群人；还是那股劲儿。
图注：北京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及该所实验动物中心（原书第15页）
说明：本文所述史实、年代、机构与人物，均依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 1910–1990》，赵铠、章以浩主编，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编，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2003年7月出版（印数1500册，字数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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