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历史的长河波澜起伏，每个普通人都是其中一颗闪烁的星。生活属于每一个人，人间百态各有滋味。时空交织，风起云涌，我永远不会觉得任何一个人的一生是平淡无味的，也永远不会认为任何一个时间或地点无关紧要。
这种感受，来自于我对自己家庭过往的追寻。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移民家庭，在爸爸的家庭历史中，有山东到内蒙古“闯关东”的溯源，在妈妈的家庭历史中，有“走西口”的迁徙发展，有战争中的逃亡，也有新时代的进取。姥爷撰写的家谱和回忆录中，表达了他对于普通人历史价值的看法：
人要有历史观，那就是要有未来，也不能忘记过去和前辈。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祖先走了，留下深深的脚印和可歌可泣的品格，成为了历史。活着的人，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也要走，也会成为晚辈们的祖先，他们也会怀念我们的为人，享用留下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历史。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有责任记录自己的历史，我希望用我的笔记下我的家庭的移民故事。
姥姥家：“走西口”的迁徙之路
姥姥家的祖籍有家谱记录的是内蒙古丰镇市，但是祖上自认为是从山西通过走西口来到了内蒙古的。至于从山西的哪里来，什么时候来的，都说不清楚了。他们的口音确实属于晋北方言，但是和丰镇、阳高的口音也稍有差别。直到2010年父母带我自驾游，到了山西朔州之后，妈妈非常激动，说听到了和她们一模一样的方言口音，绝对是乡音，因此她认定自己的外祖系极有可能是从山西朔州到内蒙古的。
“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移民运动，指长城以内晋西北、雁北、晋中和陕北等地的人们到长城以外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走西口移民最多、最集中，影响最显著的区域，是内蒙古中西部，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这正是姥姥家所在的区域。听妈妈和姥姥讲过去的故事，看姥爷写的家谱，才知道我们的祖先也是这场移民活动中的一员。“走西口”使内蒙古的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推动了塞内外物资的交流，也带动了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体现在每个个体的生活历程中，格外生动。
据家谱记载，至少在姥姥的祖父一代已经从山西到了内蒙古丰镇官屯堡（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官屯堡乡）。他们兄弟共七人，老五少亡，未能娶妻生子，其余六兄弟为老大闫文元、老二闫武元、老三闫金元、老四闫银元、老六闫石虎、老七闫老七。在丰镇的日子过得很贫穷、艰难，于是老六闫石虎向西寻找出路，一直来到察右中旗七苏木乡永生堂当长工。他有志气肯吃苦，拼命干，每年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都有结余，积少成多，逐渐在当时的几个小村庄脑包图、羊湾子、永生堂购置了不少土地。
地能生万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离不开土地。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来源就是种地，有了土地才能生存和发展。闫石虎在永生堂站稳脚跟后，把其余五兄弟从官屯堡招呼来察右中旗，为每人拨一块土地，自己种田，自食其力。兄弟们都能吃苦，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们娶妻生子，用血汗换来了丰裕生活。
据姥姥说，那时除了土地，闫家在脑包图有油坊、磨坊、煤窑和私塾，成了人们敬佩、羡慕的人家。六个兄弟在这里开枝散叶，形成了一个大家庭。但他们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因此孩子们的名字很随便，顺口而出，如：闫三秃、闫三女、闫老女、闫六子、闫六十二，这些名字并不含大富大贵或更深远的含义，但“勤勤恳恳劳动、实实在在做人”的品格却是这一家族的根本。
老四闫银元，就是姥姥的祖父，家谱中称为“四门子”。闫银元有两个儿子：闫世纲与闫世禹，闫世纲就是姥姥的父亲。
闫世纲一辈子在田地里起早贪黑，摸爬滚打，和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对劳动有无比的执着。他干活从不惜力，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地滚下来，他也绝不会偷空歇息。每年的冬天，内蒙古的灰腾梁下，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还要穿着羊皮袄，挎着粪筐去捡粪积肥。劳动对他来说完全是本能的习惯，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生命节奏。闫世纲的外形就是一位受苦受难，饱经沧桑的老农民，有点像鲁迅先生描写的晚年“闰土”：诚实、善良、勤劳、少言寡语。他一辈子扎根土地，辛勤劳作，最后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而去世。
姥姥的父亲闫世纲
闫世纲和兄弟闫世禹从小跟着成人干活种田，冬闲时也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在那个年代还不算文盲。长大后他们各自娶妻生子，但是兄弟并没有分家，两家人和和气气地过着大家庭同财共居的生活。1940年左右，家里有了小油坊、小煤窑、小磨坊。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中，这样的生产模式就是自己种田、自己制作、自己消费，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吃有穿，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就是自己的“长工”。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积攒家业，创造了“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自己辛勤劳动，也善待雇工。在丰收季家里劳力不足的情况下，找了雇工来，闫家男人和雇工一起下地干活，给雇工丰厚的报酬，休息时在炕上围坐一圈，一同吃饭，有说有笑。家里的女人们要做好饭保证他们吃饱吃好。闫世纲认为：虎口夺粮的季节全凭雇工们收割庄稼，他们是依靠的对象，期盼的力量，在生活上必须保证他们心满意足。这样的“地主”和小说里的恶霸地主完全不是一种人。
闫世纲兄弟生活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1940年，日军进入了察右中旗，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拆了，椽、檩被拉走去盖炮楼，一家人无家可归，女人们逃到镇里（科布尔镇）租房落户，姥姥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1941年姥姥就出生在科布尔镇。当时男人们仍然在乡下种田，每一年秋后闫世纲赶牛板车送粮到镇里供母女生活，只住几天就便回乡干活。在日伪军占领下，家里从此衰败下来，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又成为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拉锯作战区，仍然没有安定的生产生活，姥姥家的日子更难过了。姥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1952年“土改”的时候姥姥家被定为地主，1965年在卓资山中学（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中学）学习成绩优异的姥姥因家庭成分问题无法参加高考，只好回到家中，在乡下的杨山沟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转回镇里在北街小学当老师，再后来镇里建了新的初中，她又随着自己带的学生一起升到了科布尔二中（后改名察右中旗二中），在二中当老师直到退休。
姥姥（二排右一）在察右中旗杨山沟小学任教时与同事的合影
姥爷家：抗战时期的逃难
姥爷的祖籍是山西天镇，姥爷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逃难到了内蒙古集宁。
姥爷的父亲是一位小商人，大概就是电视剧里晋商的形象。山西抗战史上著名的“天镇战役”，始于1937年8月底，9月12日天镇陷落，这里正是姥爷回忆的起点。日寇侵犯山西，打到了天镇。守军奋力抵抗，交战数日，日军虽然死伤惨重，但最终攻入城内，他们出于报复要进行大屠杀，入城当天大街上就已经传开了这条消息。傍晚城门旁站着日军，只准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出城，青壮年男子不放过一人。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姥爷的父亲只好男扮女装，围一块白底蓝条纹的毛巾，弯着腰偕老带幼地混出城外，开始了逃亡、流浪的生活。历经千难万苦，最终逃至了当时的晋绥集宁（后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段经历当然是姥爷的父亲讲给姥爷听的，因为那时候姥爷还没有出生。
集宁当时是一个小集镇，人口不过两三万，但是是一个战略要地。以市内铁路为界限，分为桥东桥西两部分。桥西是贫民窟，街道不平，房屋破旧，以逃亡来的山西天镇人居多，姥爷的父亲就在桥西南财政街安家。1941年，姥爷出生在一穷二白的家里。
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国共双方在集宁交战。这应该是大同集宁战役。1946年7月至9月间，聂荣臻和贺龙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省大同市和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集宁地区对国军傅作义部的攻城打援作战。姥爷家离南门口近，姥爷的妈妈不停地烧水。那时他们说不清谁是国军谁是共军，反正有一个军人不停地打开水，出门上城墙。长大了姥爷才懂，那是因为机枪不停地扫射，枪筒发热，需要开水降温冷却。从那以后，他们很害怕，再不敢在城门下居住，不久就搬入南财政街中部谢家大院35号。在那儿又经历了一次国共双方的交战。姥爷的父亲是毡匠，把毡子挂在窗户上，再倒上水来防子弹，躲在炕沿儿下，终于平安无事。战后他们查看毡子，子弹孔确实不少。不过没有子弹飞落家里，大概是因为距离太远。
姥爷的父亲携家口流落到集宁后，适逢毛店德合成姓田的大掌柜（相当于董事长）在经营上陷于困境，想招聘一名懂羊毛业务、会经营、精明强干的经理。姥爷的父亲从十四岁时起就在店铺学艺，是心灵手巧的毡匠，又是骚羊毛和剪羊毛的好手，他被聘用了，成为了德合成主管业务的二掌柜（相当于总经理）。姥爷的父亲讲信义，他说：做买卖主要是讲诚信，不可欺诈。在他的努力经营下，没用几年，德合成的生意便兴隆起来。
当时家里人口众多，姥爷的父亲排行第二，上面还有哥哥。姥爷的大伯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四十三岁就去世了。大伯伯母有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在大伯去世几个月后才出生的遗腹子。就这样，姥爷的父亲一人承担起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家里有十多口人，姥爷的母亲常年生病卧床，孩子们逐渐长大，姥爷父亲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
为了生计，姥爷的父亲辞去了二掌柜的工作，选择了察右后旗哈彦忽洞村（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音察干镇哈彦忽洞嘎查）安家落户。这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他为了养家，搞起了多种经营。在这里租地耕种，是农民；养羊放羊，是牧人；做点小生意，是商人；当毡匠，又是手艺人……家中还养些牛、驴、猪、鸡等。从此姥爷一家两地——集宁和哈彦忽洞村，姥爷平时随大妈和母亲在集宁读书，寒暑假回哈彦忽洞村劳动。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姥爷学会了养羊放羊，看羊的牙口，还会非常利落地杀羊，也喜欢上了蒙古族人的生活方式。
姥爷在集宁读书十二年，他严重偏科，因为老师的一句鼓励而喜好俄语，所以考大学的唯一选择是报考俄语专业。他是集宁一中四个毕业班中唯一学俄语的，1961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俄语系学习，他也是哈彦忽洞唯一念了高中又念大学的读书人。
2013年夏天，我们开车带姥爷再一次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哈彦忽洞村，祭拜了姥爷的父母的墓地，此时的姥爷已经是七旬老人。儿时生长生活的小村庄已然荒凉破败，村子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在闲谈中我们竟然还找到了当年和姥爷熟悉的人，他们还记得姥爷的小名“三子”，我们也在镜头中留下了当年姥爷生活居住的“残垣断壁”。在姥爷的心里，这里就是他的故乡，而山西天镇已经很遥远。
姥姥和姥爷的小镇生活
姥姥在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察右中旗科布尔镇任教，当过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教过数学、化学、生物。1965年，姥爷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察右中旗科布尔镇第一中学教俄语，当时还叫科布尔中学，后来改为察右中旗一中。
姥姥和姥爷在这个内蒙古西部蒙汉交融的小镇里经人介绍相识，结婚组建了家庭。他们养育了一儿二女，也就是我的舅舅、大姨和妈妈。他们在这个封闭、落后、寒冷的小镇经历了包括十年“文革”的各种运动，也感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2000年姥姥和姥爷迁居到呼和浩特，离开了生活半生的小镇。如今的小镇早已旧貌换新颜，迁居十年后姥姥姥爷再次回到故乡，几乎找不到过去生活的痕迹了。曾经居住的小平房变成高楼，曾经的荒野郊外也已成为中心花园。这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前进的步伐，但是也同时吞噬了许多人心中的故土……
姥姥姥爷的结婚照（1967年）
姥爷非常热爱也善长俄语教学，俄语学习从没有间断过。据说那个年代他经常在做饭烧火的时候边拉风箱边读俄语，“文革”时期他以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作为学习材料。他对学生对教育可以说是倾尽全力，在几十年中培养了一大批俄语专业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不断在教学中总结心得，发表了很多关于俄语教学的文章。改革开放以后，他自认为是“阴差阳错”地“荣光”了八年：担任了察右中旗一中校长。姥姥为人和善宽容，在小镇上人缘极好，她任教三十多年，教出的学生不计其数，很多学生都和她结成了挚友关系，包括姥爷的很多学生也都更加亲近师母。直至今日，八十多岁的姥姥还经常和六七十岁的“老”学生们亲密交往，这种感觉真的令人羡慕和向往。
姥姥和姥爷的祖辈父辈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山西进入内蒙古的，可以说是广义的“走西口”，都属于移民历史中的一份子。从历史上来看，内地特别是山西移民进入内蒙古是在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持续进行的。这些移民进入内蒙古后，和当地的蒙古族人民杂居，潜移默化地交流、交融，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姥姥的生活区域察右中旗科布尔镇脑包图等地、姥爷的生活区域察右后旗哈彦忽洞这两个地方都是半农半牧区。这两个地名本来都是蒙语，“脑包”就是蒙语“敖包”的音译，意思是蒙古族祭祀山神的石堆，“哈彦忽洞”就是蒙语音译“两眼井”的意思。这里蒙汉杂居，汉族人以在不同历史时期迁移过来的山西人为主。姥姥小时候生活的大院里多数都是山西人，有阳高的、大同的、天镇的。而当地也有很多蒙古人居住，哈彦忽洞就有很多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
生活方式上也是互相交融，农区生活的蒙古人也不再日常穿蒙古袍住蒙古包，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姥姥姥爷也习惯了喝奶茶吃奶豆腐手把肉。姥爷的父亲是毡匠，常给蒙古人做羊毛毡子，还给蒙古人剪羊毛、和蒙古人做小生意贩卖布匹砖茶等，学会了简单的蒙语。姥爷也从小经常和蒙古人交往，包括他来到察右中旗工作后都有很多蒙族朋友。而且姥爷非常喜欢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粗旷豪放的处世风格。妈妈记得，她中小学的时候，班里都有不少蒙族同学，但是她的印象当中很少有人会特意地指出，这个是蒙古人，这个是汉人，在普通人的生活里，这种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种模糊的界限应该就是民族融合最好的展现。
姥爷在大学时代和同学穿蒙古族服装拍照
人口流动、民族融合其实应该是一种生活常态。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汉化”与“胡化”的研究与话题讨论，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学术研究与表述是非常泛泛的。如何将“融合”落实到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展现他们对自己的“化”与“被化”的感受，这样的层面却很少有人探究，而这应该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质是由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来体现的。如今我们的小家庭定居中原，在郑州的家里，父母还是喜欢熬奶茶、泡炒米、吃奶豆腐，但是我们也慢慢习惯了吃烩面、喝胡辣汤……
新时代下的社会流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文化在交融中才能焕发生机，流传久远，社会在流动中才能激发活力，代代向前。人口的流动是社会发展的本色，移民其实一直在进行，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慢慢地展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诱因，但流动总是常态。无论是姥姥家的移民谋生，还是姥爷家的抗战逃难，都是在旧的时代为生活所迫而被动的参与。但是到了我的父母辈，他们离开家乡、走向他乡则是在新时代顺应社会的发展进行的更加主动的追求。
姥姥的两个哥哥分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由于参军、谋生、求学等原因走出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后来分别在山西太原和辽宁大连定居。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都已经成为正式的太原人、大连人。比起走西口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反向输出。
我的舅舅、大姨、妈妈，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随着求学、就业而辗转离开小镇和村庄，现在分别定居在苏州、北京、郑州。我和表姐、表哥分别也出生、成长在远离内蒙古的地方，浸润这一地的文化氛围。将来我们这一代又会流动向何方，还不知道。无论如何，在今天的时代，从始至终只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城市中的人。
舅舅在河北保定上大学，毕业后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丰镇电厂工作，在那里结婚成家，生下我的姐姐，不久便到江苏苏州张家港电厂工作，随之在此定居，完成了从塞北到江南的跨越。我的表姐虽然出生在内蒙古，但是从小在江苏长大，她如今的生活方式俨然是一个江南人了。大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呼和浩特回民中学任教，任教十年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地理系的研究生。此后她留在北京任教，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我的表哥于是在北京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成为了一名户籍意义上的北京人。他小时候常说“我是北京人”，内蒙古于他不再是故乡，山西于他更是遥远的过往。我的妈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然后到南开大学读博士，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郑州工作。
爸爸的人生轨迹更加复杂。“闯关东”堪称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之一，至少有两千万移民进入东北,促进了东北地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是大时代下的社会变迁，而爸爸的家族就是这大变迁中的众生之一，他也成为这场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后代。
爷爷的祖上李举从莱州府潍县水坡村（这是家谱所记的祖籍，今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辖村。）出发，携儿带女，肩挑步行，来到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黑土营子乡熊家营子村安家，过着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爷爷十分勤劳，养育了包括爸爸在内的七个子女。父亲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几个孩子中读书最多的，1990年考上了呼和浩特市中等师范学校，又保送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参军赴内蒙古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成为一名边防武警。后又调任公安边防部队呼和浩特指挥学校，成为一名军校的教员、参谋，2004年他告别了部队，转业到郑州工作。
爸爸的哥哥姐姐即我的大伯和姑姑们都一直在敖汉旗的农村中务农生活，但是他们的下一代也都大多数走出了乡村，来到各个城市中生活发展，我的堂哥之一完成了最远的迁移，来到了福建泉州。这大概是当年从山东潍县迁移到内蒙古敖汉旗的祖辈们万万不会想到的吧。两年前我参加高考而进入内蒙古大学读书，又一次回归到了父母的故土，移民的历史还在继续书写。
回顾祖辈的来路，令人感慨万千。历史浓缩着时空的厚重，承载着每一个人的记忆，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这一段移民的故事，凝聚了浩瀚无垠的空间和深邃无尽的时间。这是最普通的事，也是最珍贵的事，这是沉沉的历史，更是走向未来所携带的精神寄托与动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江河奔腾，多源多支，交错纵横，时激荡波澜，时平静如玉，走过高原，戈壁，平原，草地……汇流向何方？
李陆嘉（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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