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出7000万，收回1390万，最后反倒倒欠1.49亿。
这不是脑筋急转弯，是2026年9月2日递到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入禀状。 案号HCA 1529/2026，被告栏里写着两个名字：古天乐，以及他2013年和母亲李绮雯一起创办的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追债的是一家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Sino Hero Ventures Limited。
故事得倒回2019年9月6日。 那天双方签了一份贷款协议，原告借出7000万港元，约定第二年9月17日还清，月息1%，年化12%；还不上就跳到月息1.5%，年化18%。
2020年和2021年，双方又两次坐下来改协议，还款日一路推到2022年12月31日。
可到了日子，钱没到位。 截至2024年1月29日，天下一累计只还了1320万港元。 原告反复催收，2026年8月27日又收到70万港元。 前后加起来1390万。
第二天，8月28日，原告把账一算：本金加利息，一共149,382,227港元。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高利贷"。 但翻一翻香港《放债人条例》，年息超过48%才属犯罪、且不予强制执行，法院可重新商议交易的门槛是年息36%。 18%在这个框里，是偏高，不是越界。
真正扎眼的是另一点：一个被媒体估算身家早已破十亿港元的影帝老板，为什么要绕过银行，去向一家离岸公司借钱？
9月4日，天下一发了一份声明，话讲得相当硬。
声明里有三句话最关键：原告提出的案情并不完整；原告没披露自己曾被剔除公司注册、解散近三年，这期间天下一一直联系不上对方的授权负责人；原告在案情中作出了违反"无损害原则"和受合约约束的披露，公司保留追究权利。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是不还，是有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该还给谁。
BVI的规则恰好能佐证这一点。 公司被除名后，公司及其董事处于"不得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2023年新规之后，除名即解散，要恢复得在5年内向注册处或法院申请，而"为提起或继续法律诉讼"本身就是法院准予恢复的法定事由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最该提醒的一句话是：这案子至今只是原告入禀，法院还没排期开庭，没有任何生效判决，古天乐也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49亿是"主张金额"，不是"认定金额"。
舆论之所以比数字本身热闹，是因为被告的名字前面，挂着139到142所学校。
2008年汶川地震后，古天乐成立了个人慈善基金。 2009年第一批校舍落地，他跟香港"慈恩基金会"合作，自己出一部分，当地政府配套一部分。 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甘肃，至少18个省份的偏远山区，一间间教学楼立起来，还配套了18间卫生室、750多眼水窖，累计投入约3.5亿港元。
这些数字各家媒体口径不一，但有一点是共识：他从不主动提。 2014年导演尔冬升在社交平台晒出名单，外界才第一次知道这个"烂片之王"把钱花去了哪里。
也正因如此，网上那句调侃才流传了这么多年——看到古天乐又接新戏，第一反应不是"怎么又拍"，而是"是不是又缺建学校的钱了"。
钱紧张这件事，在他投的电影上能找到痕迹。 《明日战记》成本约4.5亿港元，香港本土票房破了纪录，但因为门槛太高，账面亏损约2亿港元。 2025年底跨年档上映的电影版《寻秦记》，原班人马齐上阵，最终亏损约1亿港元。 这两笔都是媒体估算，不是公司公告。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 2020年疫情，香港电影停摆，他牵头联络十家公司筹款，给基层从业者每人发放9000港元抗疫金。
这不是他第一次因钱被告上法庭。 2024年6月，电影制作人唐才智入禀高等法院，追讨830万港元——2013、2014年两人合作投资时装餐饮生意时，古天乐向他私人借的，5年还款期，自2018年7月起未再还。 当时古天乐只回应了六个字：已交给律师处理。
事情发酵那几天，9月3日晚他出席公开活动，全程没提债务，只悼念刚离世的资深演员刘兆铭。 第二天林峯下飞机被记者堵住，说自己刚落地不清楚情况，末了留一句："总之，我们支持老板。 "
于是网上分成两派。 一派说公益和债务是两码事，山里的教学楼不会因为一张传票塌掉；另一派说，既然享受了"古校长"这三个字带来的信任，就得承受更严格的审视。
两边说的其实都是半句话。 把公益当信用背书，和用欠债去否定公益，是同一种算法的正反两面——都急着把两本账合成一本。
学校在山上，法庭在中环，中间隔着我们对一个"好人"近乎苛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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