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人似乎大多不读诗，认为诗没什么意义，不如读小说有意思，起码小说提供了一定的故事。为什么当代诗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
当代诗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而是一些人认为没有意义。很多诗人写的朦胧晦涩，让人读不懂，那么读者就没必要费劲去读诗，读一读小说还可以怡情养性。诗歌产生于民间，产生于生产劳动之中。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会喊号子，按着号子节奏来劳动，可以产生巨大的合力。这种号子就是最原始的诗歌，后来有了一定的内容。他们休息的时候可以调笑戏谑，可以编个歌来唱，当然这样的歌也是诗歌，并不是像现在的诗那样讲究各种各样的做诗方法。巫师带领人们祷告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也可以编造诗歌。后来有了乐府，出现很多乐官，都到民间采集诗歌，最终编订了《乐府诗集》。诗集里的诗歌比《诗经》的诗歌要成熟很多，当然也有一些俚俗的特征。后来汉代消亡了，乐府也就没有了，文人士大夫根据乐府诗的风格来写诗，把这样的诗称为乐府诗，以至于乐府由一种音乐机关蜕变为一种诗体形式。诗歌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高雅化的道路，一条是通俗化的道路。高雅化的道路直通王宫，文人士大夫都要走这样的道路，要让诗歌变得高雅起来，而不像民间通俗化的诗歌那样俚俗朴野。乐府诗就算是通俗化的诗歌，即便是粗通文墨的书生也能懂，有时候不读书、不会写字的农民也能听得懂。文坛的主流当然是高雅化的诗歌，不管是文人士大夫们作的诗歌，还是皇帝和贵妃作的诗歌，都显得那么高雅，当然也有写的像乐府诗一样通俗易懂的。这样的诗歌占据诗坛的主流，逐渐发展，成为某种体系。
诗歌不仅有了对仗的作法，而且有了平仄律，那么做一首诗并不容易。也就是说，高雅化的诗歌做起来并不容易，而民间俚俗的诗歌简直就是小调儿，谁都可以唱。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胡适带头写白话新诗。虽然写的并不一定很好，但他的白话诗进入了文学史，在那个时代有了一定的革命意义，或者说时代赋予了诗歌以革命的意义，当然很多人年轻人要写诗，要读诗，连同伟人都写古体诗。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诗歌成了标语，成了口号，当然就不是诗了。中国朦胧诗派的诗歌具有了一定的意味，而到了现在，诗派很多，诗人也很多，作品不少，却没几个人喜欢读，以至于一些诗人转行写剧本赚钱，写小说赚钱，写诗会被活活饿死。即便是一个初中生也能写诗，当然写的是现代诗，古体诗几乎没人写，只有一些老干部写。老干部写的诗似乎总是模仿伟人写的古体诗，却不是很好，但凭借人脉关系可以发表，于是人们称这种诗体为“老干体”。当代诗没几首出名的，但并不代表没有发展。有过人们追捧诗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好，总是要在精神层面寻求真善美。那个时代讲究的心灵美，讲究崇尚知识分子，讲究崇尚诗人。甚至全国的年轻人都会写诗，也都喜欢读诗。
经过市场经济大发展以后，很多人都认识到钱的重要性，而诗人写诗并不能赚很多钱，稿费非常低，于是很多诗人就转行了。有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在写诗，写得晦涩难懂，紧跟着诗论就出现了，似乎诗歌是象牙塔中的东西，普通人根本写不成，只有他们学问高深的人才可以写，才可以分析诗歌。越是这样写，越容易让诗歌走向死胡同。因为普通人根本读不懂，可是他们有话语权，总是新作迭出，而且诗论很多，甚至可以形成整本的理论著作，以至于让很多学诗的人读得一头雾水，甚至读完还不如不读，因为读完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写诗了，也不知道怎么读诗了，而不读他们写的东西，却有自己的见解。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诗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没必要横加指责。孔子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并不反对人情、人欲，也不反对用诗歌真率地反映人生历程中的各种情感和欲望。他对诗歌抱有一种开明、通达的态度，肯定诗人创作的表现欲。柏拉图认为诗歌是有害的，和孔子认为的正好相反。其实柏拉图更重视人的理性，而诗歌大多表现感性。当代诗就在表现各种各样的感性，似乎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读者读诗不仅要读故事，而且要读某种情感，或者说诗人要通过只言片语直接点中读者的心灵。就像李煜和李清照写的词一样，一两句就能让读者产生共鸣，而不是写了很多，不知所言。
除了资本的影响，市场的影响，就是当代诗大多没什么出息，当代诗人也没什么出息，审核方面又出现了问题，当然诗歌走向了没落。资本会主推剧本和小说，因为这两种文体可以产生很多好故事，可以搞资本化运作，可以在市场获得不错的收益。虽然诗歌也能叙事，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样写，但缺乏太多的细节，缺乏人物形象的塑造，骗骗古人还行，要骗当代人，简直比登天还难。叙事诗转变成剧本或小说，才有推广的价值，当然要获得市场的认可，就像电影完全推向市场一样，要获得较高的票房收入，才算有市场价值，却不一定是最好的电影艺术展现，很可能糟蹋了电影艺术。诗歌也是如此，并不能以流量取胜，也不能以赚钱多少取胜，而是文学中的贵族，却偏偏跌落神坛，成了人人不待见的东西。诗人凭借写诗赚钱不多，倘若写剧本或小说，就可以赚很多钱。前提是能推向市场，能获得公众认可。如果诗人写的诗能成为歌词，被某些音乐人谱曲，一夜火遍大江南北，那么赚钱是很多的，只不过很多诗人都不这样写，或者写成诗之后成不了歌词，没有通俗易懂的属性，大多让人捉摸不透，那么诗歌就一定会走向死胡同。何况在诗歌审核方面总是出现严格的倾向，或者说带刺的诗歌很容易被毙掉，那么诗人只能写温文尔雅的东西，而温文尔雅的东西已经被前人写尽了，再写就是拾人牙慧。审核有问题，诗人应该争口气，可是诗歌经过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改造之后，成了纯粹高雅的东西，似乎不贴地气了，而走通俗化一路的诗歌完全成了流行歌曲的歌词，虽然盈利很多，但没有太高雅的志趣。写歌的人只承认自己是个歌手，不会承认自己是个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并不会这样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瑞典文学院评价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评委会认为他的歌词是“献给耳朵的诗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如果中国也要发这样一个奖项，起码应该发给刀郎。因为他以个人之力发行唱片很多，歌曲影响深远。只不过刀郎是一个歌手，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诗成了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似乎和文学市场有关系，也就是和资本运作有关系，和审核有关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当诗歌不被重视的时候，人们理想化的生活也就失去了，甚至理想也没有了。所谓的真情消失不见，只剩下赤裸裸的钱的关系。由此来看，当代诗成了没有社会意义的东西，是一种必然，跌落神坛，甚至走向没落，也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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