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产妇赵秀玲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妇幼保健院剖宫产手术时，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后转院治疗，最终不幸离世。此后3年，淄博市医学会、山东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先后作出三份鉴定结论，从“不属于医疗事故”到“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再到“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三次鉴定，得出三种不同结论。
赵秀玲在重症监护室
9月2日，赵秀玲的丈夫韩琦告诉大河报《看见》记者，今年3月底，周村区卫生健康局对3名涉事医生以违反职业规范造成医疗事故案，进行了行政处罚，分别停职7个月到9个月不等，韩琦表示，计划近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抢救52天后死亡
据鉴定材料，赵秀玲，45岁，孕期在周村区妇幼保健院定期产检，妊娠风险被动态评估为“橙色”，纳入高危专案管理。2024年3月28日，赵秀玲怀孕33周时，因血压升高入院，被诊断为先兆子痫、妊娠期糖尿病，治疗3天后，病情缓解出院。
2024年4月26日，赵秀玲再次入院，被诊断为重度子痫前期、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妊娠期糖尿病等多项病症。
次日，医院拟实施剖宫产手术。在麻醉后3分钟，赵秀玲突发紫绀、憋喘、抽搐，口鼻溢出白色泡沫液体，随即呼吸心跳骤停。医院开展心肺复苏后，立即剖宫产，分娩一男婴，术中同时还实施了子宫肌瘤剥除手术。
患者抢救后病情依然危重，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当日转运至山东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室继续救治。历经 52 天治疗，于2024年6月17日，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山东东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死者符合呼吸心跳骤停复苏后致缺血缺氧性脑病并深昏迷、重症肺炎、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并发脑出血、酸碱平衡、电解质代谢紊乱，最终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事件发生后，医患双方发生医疗争议，先后启动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从“无责”到“医方轻微责”
再到“医方主责”
2024年8月29日，淄博市医学会首次鉴定认为，该案不属于医疗事故。
鉴定报告显示，鉴定组由2名妇产科、1名麻醉科、2名法医专家组成。患者家属提出，认为医院的术前评估不足、麻醉方式选择不当、子宫肌瘤切除指征等多项疑问。鉴定组合议认为“医方针对患者的管理符合高危孕产妇管理有关指南的要求”“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最终认定“患者死亡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明显因果关系”。
患方不服该鉴定结果，申请再次鉴定。2024年12月13日，山东省医学会出具鉴定书，认定该案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山东省医学会指出，医方存在医疗过失，对患者血压控制不佳、对低蛋白血症重视不足、未及时干预等不足，但认为患者高龄、重度子痫前期等自身原发疾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医方过失仅一定程度提升了风险。
此后，家属申请国家级鉴定。2026年1月5日，中华医学会出具鉴定书，认定该案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鉴定意见书指出，医方存在多处诊疗过失：孕期高危孕产妇管理不规范，对病情进展严重性认识不足，未开展心脏相关功能评估，未纠正持续加重的低蛋白血症；二次入院确诊重度子痫前期后，风险评估不足，护理等级设置不当，术前未能有效管控血压，未完善心肺相关检查、未组织专科会诊；进入手术室后已经出现胸闷、血氧下降等危险信号，医院未进一步排查病因，麻醉评估不足；患者心跳骤停后的抢救流程存在缺陷，纠正酸中毒时机滞后，短时间大量输注晶体液加重肺水肿；患者复苏后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的情况下，额外开展子宫肌瘤剥除术，延长手术时间，增加创伤与出血风险，医疗行为欠妥。
鉴定文书指出，医方一系列违反诊疗规范的过失，与患者术中呼吸心跳骤停、后续继发多器官衰竭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同时也客观提及，患者高龄、合并多项妊娠并发症，自身身体条件对不良预后也存在一定影响。
最终认定，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今年3月31日，淄博市周村区卫生健康局对家属答复称，已根据中华医学会鉴定结论对周村区妇幼保健院立案查处，给予警告行政处罚。对涉案医生马某给予警告，暂停9个月执业活动行政处罚，对涉案医生王某和王某警告，暂停7个月执业活动行政处罚。
答复显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周村区卫生健康局向周村区公安分局进行了案件线索移送，并补充相关资料2次，经初步研判，认为达不到医疗事故罪立案标准，因此未进行刑事立案。
对此，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三次鉴定结果不同的本质，是不同专家组对诊疗过错、过错与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重大分歧。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作为证据的证明力更高，专家认定多环节违规，过失与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医方主要责任。医疗事故鉴定是行政处理证据，只用于卫健部门做行政处罚，对于民事赔偿部分，患者家属还需要向法院提起诉讼。
付建认为，由于多级医学会鉴定的结果可能不一，耗费当事人的维权时间，通常当事人可先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委托医疗损害司法鉴定，避免行政程序下反复鉴定带来的长期时间消耗。付建表示，家属目前可以持中华医学会鉴定书，直接起诉医院要求医疗损害赔偿。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交通、护理等。
医疗鉴定为何三年三级得出三个结论？
极目新闻评论员 屈旌
新生命的到来原本令人欣喜，但母亲的离去却让家庭陷入悲痛和遗憾。而整件事最让人唏嘘，也最让人费解的是：同一起医疗事件，三级权威机构，为何给出了三份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为什么同一件事，能出现从医院“完全无责”到“承担主要责任”的巨大反转？是不是鉴定过程中受到了外在因素的干扰？是否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其实，这一反转的背后并不是“谁对谁错”的简单判断，也不必然意味着前两次鉴定“失职”，而是折射出当下医疗事故鉴定的系统性漏洞。
首先就是最核心的，医疗责任的因果判定，本身没有刚性的量化标准，主观裁量空间极大。现代医学本就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医疗事故鉴定面对的往往是复杂的病情，本案中的产妇属于高龄高危孕产妇，其本身有重度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妊娠风险极高，病情变化快，复杂的基础病情让“患者自身病因”和“诊疗行为瑕疵”的责任边界变得非常模糊。
三级鉴定的差别，本质上是对医院的“诊疗不规范”与患者病情恶化乃至死亡这一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认定方式。事实上，也是到了国家级鉴定这一步，才完整复盘了术前、术中、抢救全流程，把一连串的诊疗疏漏串联起来，明确这些问题的叠加，直接加速了患者的病情恶化，引发了最终的悲剧。
其次，不同层级的鉴定团队，专业能力和研判深度的差距很明显。国家级鉴定机构汇聚了全国顶尖的多学科专家，不会局限于单一环节的对错，而是对整个诊疗链条进行审视，从术前风险评估、专项检查缺失，到术中风险处置、抢救流程瑕疵，再到额外手术带来的创伤叠加，这些容易被基层鉴定机构忽略的细节漏洞，最终被完整挖掘出来。
需明确的是，虽然级别不同，但是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层级相对独立。市、省、国家三级鉴定属于独立研判，不存在“上级鉴定是给下级纠错”的强制规则。这就导致了当下这个尴尬的局面：同一桩案件，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尺，不同团队各判各的，于是出现了结论上的割裂。
从死者家属的角度来看，鉴定结果的大相径庭，也让他们陷入了维权的困境。即便家属对初次鉴定结果不认可，也没有快速纠错的渠道，只能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逐级申请重新鉴定，维权周期不断拉长，也让医疗争议的结果变得反复、模糊，极大消耗了当事人的心力，耗损了公共医疗鉴定资源。
鉴定结论三年三份，两次反转，暴露的是医疗鉴定体系标准化、规范化的短板。医疗鉴定是医疗纠纷中定分止争的关键标尺，直接关乎着患者的权益和医疗的公信力。如果同一案件形成稳定、统一的评判结果如此艰难，不仅会让普通人的维权之路举步维艰，也会让争议在拖延中不断放大，消耗公众对医疗鉴定体系的信任。
因此，真正值得思考和需要推进的是：如何让家属不必经历三年三轮反复才能触及一个更全面、更权威的结论？如何建立一套统一、细化、可追溯的评判标准和纠错机制？让医疗鉴定告别“因人而异、因级而异”的摇摆，让每一起医疗争议的评判，都经得起审视、对得起事实，担得起公平。
来源：大河报 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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