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丨“修不好不收钱”他在中关村一待三十年为回应每一声“小杨”|三洋|中关村|家电|电器|电子城

三十多年前，北京中关村大街还叫“白颐路”时，湖北人杨久红的家电维修铺就开在了这里。他有三条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对一座超大城市而言，这样的社区小店如同庞大躯体上的毛细血管。扎下根来，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创业，而是修好每一件电器，回应每一声“小杨”。

早上八点，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间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十平方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杨久红的零件收纳柜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附近上班的郭女士拿着她那台老DVD机从中关村科贸电子城的地下一层找到四层，没有一家店能修。通过地图找到这里，杨久红打开机器看了一眼，问题倒是不大，“皮带老了，不出仓。”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根皮带：“网上已经买不着了，我都备着以防万一呢。”

杨久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二十来天，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小店总亮着灯。问他为什么能在这儿一待三十年，他说，不是自己手艺多好，是跟人有感情了。社区里大伙儿都认识他，见面老远就喊“杨师傅”。

小店搬到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颐路”，两旁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正在经历大规模拓宽改造。这里和他的家乡很不一样，“这里是电子一条街，外边一层二层最高三层楼都是卖电脑、攒电脑的。1997年，那是中关村变化最大的时候。”

搬来那天正好是7月1日，有顾客急着让他修电视，说要看香港回归直播。杨久红记得那天看升旗，特别激动——旗杆里有个装置把国旗吹出来，红旗飘扬的样子他到现在都记得。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关村

△科春社区的老居民楼

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从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得多。

1994年到北京，最初在西单商场保修部上班，骑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后来妻子段小芳也来了，两口子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科源社区——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

不过，开店的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有人拿来一台三洋收录机，看他们年轻又不懂英语，怀疑他们修不了进口货。转机是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人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修好了，一炮打响。

段小芳说，那个年代录像机全是进口的，修的人少，口碑一传开，“我们就在这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杨久红和妻子段小芳

在中关村，知识是会流动的。杨久红夫妇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炜是其中一位。“他问我能不能修一个电源板，厂家卖给他600多元。我一查200多块钱，买回来给他，他可高兴了”，从此杜炜把他当朋友，催着他学电脑、学新技术。小店如今用的焊枪、烙铁都是杜炜送的——“他说你这工具太老了，我给你一套，让你好好干。”在段小芳的记忆里，杜爷爷是一来就督促她看书学习的人，“能给你能量的人，一辈子遇不到一两个。”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诚，原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研究员，退休后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了一大堆，就自己掏钱送到杨久红这儿修。他总说“小杨你来我家玩，实际上不是玩，上他那去干活去，我知道。”杨久红知道，但从来不说破。

维修的活儿干不完，杨久红给自己定的规矩却简单：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小一点的电器，成本除掉，能挣十块二十块就行。收费超过五十，得跟顾客商量，“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检查都是免费的。”妻子起初也抱怨过——光修没挣钱。他说你看，一台电视收几十，过两年又坏了再修再收几十，算下来也收了一百多。

老人们也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要在利益和公益之间找平衡，“不要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心钱。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地赚钱，赚有良心的钱”，才能扎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