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叶飞遇刺:头部中弹,歹徒又补两枪未死,获救后扮成村妇脱险
六颗子弹。十九岁。还活着。
一九三三年冬,福安县城外狮子头渡口客店,叶飞上了二楼,刚坐下没多久,楼梯口就冲上来三个人。一个扑住他,一个掏枪就打,第一枪从左耳附近打入,弹头穿过面部,停在右脸皮下。
他当场倒地。那几个人翻走手枪和文件,下楼就跑。
可人还没断气。放哨的那一个回头一看,见他还能动,失声大叫,转身又开枪。胸部、右臂先后中弹,血一下涌出来。他没有死。
“还没死,还没死。”——凶手回头看见叶飞仍有意识时,慌忙补枪
这不是后来人添油加醋的传奇。那颗打进他胸口的子弹,后来在他身体里留了六十六年。
先是少年,再是特派员
那年叶飞才十九岁,身份却已经不轻。他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往闽东的特派员,常在福安、宁德一带巡视工作,联络地方党组织。
闽东那时正紧。地方党组织刚打开局面,农民运动起来了,红色武装也在生长,国民党军警和地主武装的搜捕越来越密。狮子头客店原本是个碰头点,来往杂、人容易混,偏偏这一次,等来的是枪口。
他事前不是没有警觉。进客店前,他还特意察看过四周,见没有异样才进去。可到了饭桌上,人刚坐稳,杀机就到了眼前。这一下,来得太快。
头部中弹后,他先是失去知觉。等枪声散掉,楼里静下来,人才慢慢醒过来。脸上是热的,胸口也热,手一摸,全是血。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叶飞后来回忆,自己那会儿先想到的,是大概活不成了,年纪太轻,还没来得及多做事。可躺了一阵,他又转了念头:也许还不至于死,不能在这里等死,得自己想法子脱险。
于是他往后院挪。不是站起来走,是贴着地,一点一点蹭。肘关节撑一下,膝盖拖一下,身后便是一道血印。
挪到乱草丛旁,他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十来个小时。等到傍晚,狮子头村的党组织和群众才摸黑把他抬走。
护理人员检查后判断:那颗子弹从左耳附近射入,停在右脸皮下,再偏一点,就可能伤到脑部。
村里条件太差,没有像样器械,只能先止血、包扎。脸上的弹头还能想办法处理,胸口那颗却取不出来。它就这么留了下来,埋在身体里,从一九三三年一直陪到一九九九年。
伤还没稳,搜捕已经压上来了。敌人怀疑人没死,沿着血迹找,草丛、民房、渡口周边,一处一处翻。再晚一步,抬走也来不及了。真正的险,还在后头。
扮成“新媳妇”闯岗哨
组织决定连夜转移。明着抬伤员,肯定过不去,村里人就想了个险招:借红轿,找红袄红裙、绣花鞋,把叶飞裹严实,装成回门的新媳妇。
轿帘一放,外头看去,真像办喜事。前头有人挑着礼担,后头有人跟着照应,路上还特意带些甜饼、备几块光洋。碰上民团哨卡,先说吉利话,再塞点吃的、给点钱,叫人以为不过是山乡人家走亲。
最险的一回,是有人伸手来挑轿帘。旁边的人故意撞翻行李,红布、杂物散一地,众人七手八脚去捡,哨兵的眼神也被引开了。轿子趁乱过去,抬轿的人脚下没停。
轿子里的人,一声不能出。胸口带伤,呼吸重一点都可能露馅。他把脸藏在纱巾后头,脚尖勉强伸进绣花鞋里,整个人缩着。这就是代价。
一路绕小道、翻山路,终于把人送出险地。等敌人再扑回狮子头客店时,伤员已经不见了,只剩楼上的血和地上的乱脚印。
一颗子弹,陪了他一辈子
脱险以后,叶飞没有躺多久,很快又回到闽东山地继续工作。后来他在红军、新四军和人民军队中一路成长,成为开国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可胸口那颗子弹,一直都在。剧烈活动时会痛,年纪大了也会隐隐作祟。他却很少拿这伤说事,连家里人问起,也只是轻轻带过:“不动就不疼。”
他晚年还说过一句话:“这颗子弹陪了我一辈子,算是革命的纪念品。”
这话轻。可分量一点不轻。那不是一块金属,是狮子头客店楼上的血,是草丛里那一寸一寸往外挪的痕,是轿帘后头不敢出声的十九岁青年。
最后留下来的,是证物
一九九九年四月,叶飞在北京逝世。那颗留在胸内六十六年的子弹,终于被取出。子女后来把它捐了出来,原物存放在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一颗旧弹头,铜锈斑驳,不大。可它把一段命悬一线的旧事钉得很死:一九三三年,福安狮子头客店,十九岁的叶飞头部中弹,歹徒见他未死又补枪,群众把他抬走,又把他装进红轿,送过岗哨。
从那天起,这颗子弹留在他胸口;到他离世那年,才离开身体。前后正好六十六年。
它安静躺在展柜里。狮子头客店的枪声早停了,轿帘也早放下了,可那年那个浑身是血、还在草丛里往前挪的十九岁青年,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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