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8月31日，叶尔兰·卡林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副总统。早在2024年11月22日，时任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的卡林曾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在重阳金融研究院做了题为“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重点介绍了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改革内容和新变化。现将其发言实录再次发布如下：
首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演讲。目前，我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哈萨克斯坦的内政事务。但在担任国务顾问之前，我长期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反恐领域。我研究反恐问题已有2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包括智库的领导人。我在哈萨克斯坦广泛研究各类政治问题，从国际关系到恐怖主义。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作主题演讲。在业余时间，如果有机会，我也从事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体系和东方学的研究，分析各种新的理论和思潮，包括国际关系方面的。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完成我的研究，发表成果。今天的演讲我会提到部分我的研究观点，以及我现在和未来将要做的事情。回到今天的演讲主题。
正如刚才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副校长所提到的，2025年是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两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取消签证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旅游的发展。我也知道，现在中国的游客非常愿意到哈萨克斯坦旅游，了解我们的国家。2025年的旅游年，我想会进一步促进双方公民对彼此国家的兴趣。
如今，我国民众不仅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也对全新的中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尤其是看到了中国在汽车制造、新技术、高科技、传媒等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兴起新一轮“中国热”，这份热潮背后是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真诚的友好与关注。哈萨克斯坦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当主办方邀请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时，我便希望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哈萨克斯坦近来发生的变化。我认为，很有必要向大家讲讲哈萨克斯坦的国内近况，包括这里发生的变革与推进的改革，相信这些内容对各位而言都会有所裨益。
中哈友谊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我记得十年前，我们仅从外交层面用外交辞令定义两国关系，如今我们已是伙伴关系，中哈关系被定位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是在托卡耶夫总统访华期间明确的，精准体现了两国关系当前的发展层次与核心内涵。发展中哈关系非常重要，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我们的共同任务是丰富中哈关系的内涵。现在，我想讲一下哈萨克斯坦国内发生的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改革。
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在不同层面、不同群体中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公民社会，而且这个公民社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发展的事实之一是，我们一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性的、积极的、内涵丰富的，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些动向和过程。我们国家的方针和政策都是为了建立“公平的哈萨克斯坦”。当我们讲到“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公平或平均。我们认为，“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是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平衡。我们希望扩大公民权利，吸引公民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这也要求全社会和每位公民具备更高水平的责任感。
昨天，我与中国的部分同事和学者进行了交流，他们研究哈萨克斯坦，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所提到的“公平的哈萨克斯坦”和“新哈萨克斯坦”的区别在哪儿？我们也做过历史的分析，经常使用“公平的哈萨克斯坦”这个概念或表述。最近几年，我们非常积极地使用这样的表述和概念。但在官方的政治层面，我们经常讲“公平、公正的哈萨克斯坦”，这似乎也是未来的一种方式或模式，即我们未来国家的理想模型，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需要建立的国家，是我们期许的国家。
所以，“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一种原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会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决议，“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形态，这是我们所向往和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我们主要的价值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定义或概念的基础上。
在此我想强调：为何我们不在官方层面使用“新哈萨克斯坦”这一表述？我来对此作出解释。我们认为，不能将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对立起来，无论是新旧阶段，还是先后时期，都不应被切割对立。总体而言，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我国当代史，也贯穿哈萨克斯坦整个国家发展历程，是我们分析梳理本国发展路径的基本前提。我们要做的是谈论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重要性。根据这个原则和目标，建设“公平的哈萨克斯坦”。
2022年，我们提出并进行了重大的宪法改革，这确实是重大的改革。我们的宪法有九章，修宪涉及其中的八章。我们的宪法中有99条，修宪涉及大部分条款，涉及权力结构。但最关键的是这些修改的内容，涉及所有基本的法律，总统制度、议会、议会的组建等。比如，在这轮宪法改革中，我们提出了一项对国家来说全新的制度，叫作宪法法院。以前我们有宪法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一些问题，但宪法委员会的建议只是具有建议性，不具有强制性。现在，宪法法院可以做出裁决，必须在全国执行。
作为我们政治领域的改革，主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符合某些趋势，迎合外部的一些要求，硬要实现某种计划。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政治体系的效率，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要提升政府的权威和效率，政治制度的权威和效率，保证各级权力之间的平衡，同时要扩大公民参与决策。
这里我想再次强调，我们不会为改革而改革。有时候，有些国家和社会正在进行的讨论、建议的修改好像是为了改变而改变。确实应该进行改革，但这一定是有现实的需要，当这些改革有利于提升效率，能够产生效果。因此，我们不会为了改革而进行改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强有力的国家按我们的理解，首先就是要有强大而有效的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首先完成了这项任务，加强我们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想都能认识到基础应该是制度、程序，即这些制度的运作应该是规范的。我们在进行改革时，考虑的就是这一点，要巩固、加强、提升政治制度的效率，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还要特别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是爆炸性的、冲动的，而是演进式的、逐步的、分阶段的、均衡的。即我们先做出一些决定，当我们看到这些决定可以得到实施，能够产生效果，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用新的倡议来补充这些决策，让整体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甚至社会对这些举措有所准备。
我来解释一下，在2020年，我们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修改，我们的议会组建是按照比例进行的，按照党派的名单，政党参加议会的选举，他们会编制候选人名单。当他们赢得选举时，从这个名单中选取议员的候选人来分配。
我们经过分析发现，在我国社会当中，已经发展出了大量十分活跃的社会群体，比如青年群体和妇女群体，他们的社会作用愈发重要，但在议会和地方政府当中，他们的代表占比非常低，几乎没有代表性。如果把各级议会——包括议会、州议会、市议会、区议会，以及各级政府中的议员总数加起来，我们一共有3300位议员，梳理他们的人员构成后可以发现，青年代表占比仅有0.8%，而我国本身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青年人口基数很大；女性代表占比也仅为3%到4%，整体占比非常低。因此我们作出了这项修改，要求各政党编制候选人名单时，必须为青年人和妇女预留30%的名额，以此推动各政党更积极地吸纳青年人和女性参与选举。
我们观察到，在几次选举中，这些政党在选举前邀请青年和女性来编制名单，但在选举之后，他们又忘记了，并没有履行这一点。因此，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后，做了一项修改，这些原则适用的不仅是在编名单时，而且是在分配议员席位时。我通过这个例子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是逐步地推动这些倡议，观察社会如何接受、消化它，看看我们实施的能力如何。现在，这个配额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残疾人，目的是让他们也能够在议会和当地政府中谈论自己的问题，参与推动重要的倡议。
总体而言，为了实现政治改革，我们通过了20多项不同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的制定都是与专家和公益社会的代表共同完成的，这是我们决议的新颖之处。每一项倡议、每一项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讨论和辩论。
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通过了20多项法律，在政治改革的框架下进行政治创新。但政治改革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提升效率，提高人民的福祉，提升制度的效率。比如，我们根据公民的要求，推出了一项规定。我们看到很多开车的人有抱怨。此前我们沿用一项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规定：要求车主驾车出行时必须随身携带多份证件，包括驾照、行驶证、保险单等各类材料，这给司机带来了很多不便，一旦遇到交警临检，司机要从八九份材料里翻找对应证件，还经常会有人忘带。
类似的这些决策，包括制度方面、技术方面有很多。一场演讲可能无法涉及所有的这些创新。我想补充的是，关键在于我们国家要有一个创造性的议事日程，我多次谈到这一点。创造性的议事日程，这是我们内政和外交中最主要的。即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谁，或者是反对什么，我们执行的是为了福祉。我觉得我们所进行的这样的政策动机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革，实施了新的机制和制度，强化了某些政治制度，比如强化了政党的角色和力量，调整了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我们做了很多类似的变革和改革。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是效率优先的，希望所有的制度都能够更高效地运行。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我们的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新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培育并建立一套全新的正向社会道德标准。因为当下社会涌现出了大量新事物、新形态与新行为，我们需要跟上社会新思潮与新发展的脚步，建立适配新时代的社会行为规范。比如，随着各类平板、智能手机普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形式都发生了改变，这是全社会的发展趋势，数字道德也由此应运而生，它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正确使用数字工具、如何在数字化社区规范每个人行为这类问题。
社会在进一步发展，有些人会更快、更激进一些，有些会更慢一些。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不能够让它自发地形成，自发形成的过程一定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引导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在社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矩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形成。
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矛盾，世俗社会和宗教传统之间的矛盾等。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道德观念、新的标准，不能让新旧观念和各种思潮的冲突引起社会的一些激进现象，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我们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富裕，希望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功等，这是大众主流的思潮，我们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追求快速成就的思潮，往往会催生充斥不实信息的虚拟空间，哈萨克斯坦也不能例外。我想中国也会有很多青少年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等。在现代社会中，甚至还出现了“伪英雄崇拜”。过去我们普遍将教师、医生这类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崇高职业从业者视作英雄，而如今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思潮会率先影响年轻人的“三观”，也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此我们开展了大量调查、发放了社会问卷，结果证明，我们确实需要对社会观念加以引导，尤其要关注年轻人价值观的养成。我们应当引导年轻人尊重职业、尊重规则规范，培育职业精神、创新意识，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
不久前，我们的总统访问了蒙古国。他在访问中提出，法治和秩序是国家建设的基石，因为我们国家所做出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法治和秩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怎样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围绕、协调我们行为的各种法律法规，我们要对法律心存敬畏。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需要跟法律打交道，包括各种规则，任何一种社会中的人的行为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而且这不应该是一种运动式的改革。
比如，要自觉地收垃圾，要遵守社会的规则和公德等，我们会引导教育。在哈萨克斯坦不光是收垃圾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保持社会的秩序和清洁，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街区、每一个角落。我们不断进行这种教育，组织一些活动和运动，希望这种观念能够深入人心，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我们要保持社会包括公共场所的清洁，这看上去是小事情，但我们需要不断强化教育，以便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这种习惯。
但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推进这种正向的价值观念宣传？通常来说，我们都是从事宣教工作，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媒体或项目来进行宣教。这种宣教的活动确实需要，也是有效的。但它无法形成深刻的观念植入。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育计划，就是在学校里形成一种模块式的人的行为准则，把它植入到学校的基础教育中去。
不光是在学校之中，学校的教育工作需要向我们汇报，它会深入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并且在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公民的自觉良好习惯，希望能够系统性、概念性地灌输每一种价值观念、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比如，我们在低年级时搞一些活动，不光是针对老师和学生，针对学校的其他职工，学校有食堂，有各种公共场所，我们会搞一些针对孩子们的小型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向大家展示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业，都应该得到尊重。
通过这样一个宣教计划，我们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秩序和道德水平。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年、五年就能完成整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化的。我曾经读过中国的一位思想家的著作，他说，价值观的形成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会形成自己的习惯，这是一条非常艰巨、漫长的道路。
我们也采取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整合起来能够帮助巩固这些价值观，形成新的伦理。这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整体而言，我们看到大多数公民是支持这些改变的。不久前我们进行了社会调查，大多数公民认为国家的发展、国家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公民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恰恰是是最主要的资源。
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改变。我觉得总体而言，不仅是我们的内政，在全球层面，人的领域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些经典的理论，大家很清楚。根据这些理论，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它的物质因素，经济条件。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是根据它的军事、经济或其他一些标准。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寻求新的方法、新的维度。
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意义，这些东西经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决策过程。我的意思不是说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不对的，我不是说经济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我没有说离海上航线或大洋比较远，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情况。但毕竟我们也要承认，人是主要的前进推动的资源，对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为此，我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心态。很遗憾，往往我们都缺乏这种创造性的心态。
我一直在说，我们要努力，所有人都要致力于努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是在政治领域，我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动机，这样一个心态。我喜欢这样一个说法，最好要“建桥”，而不是“筑墙”。这永远是双赢的、互利的，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大家都能够获益。
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多元化，世界一直是多元化的，今天更加多元化和复杂。那么，对一些进程的认识，用我们习惯的框架已经是不够了。我想以前甚至都是不太清楚这些框架是否适合我们，把这些国家分成东方和西方这是否正确？如何来确定？对一个国家来说，西方和东方在哪里？相应地，我们要有新的方法，让各国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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