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清晨，沈阳中华路人民银行营业部刚开门，一名穿着旧棉衣的妇女走进柜台，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她叫黄素珍，五十多岁，神情拘谨，却从袋中取出一块沉甸甸的金料，要求兑换现金。
营业员称量后发现，金料重达三斤多，按当时银行收购价格计算，约值两万多元。这个数目，在那个年代绝非小数。更让人疑惑的是，金料表面留有锯痕，色泽接近高纯度工业黄金，不像普通百姓能够合法持有的首饰或金器。
营业员没有立即声张，而是请黄素珍填写资料，又把兑换所得分存到她指定的几个账户中。保卫人员端来热水，客气地说：“钱数不少，路上不安全，等会儿安排车辆送您回家。”
黄素珍没有察觉异常。银行内部却已经有人悄悄报了警。公安人员赶到后询问金料来源，她始终说不清楚，只交代了住址和丈夫的名字：关庆昌，在615厂工作。
这个名字，让办案人员立刻联想到一桩尘封多年的黄金失窃案。很快，两卡车警力赶到黄素珍家中展开搜查。院墙、房间、杂物堆，逐处检查后，公安人员从住宅内搜出七百多两黄金，部分金料上还残留着615厂的编号。
一名老公安看到这些编号，长长松了口气：“十九年前的案子，有眉目了。”
615厂是沈阳造币厂在特殊时期使用的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工厂承担过把黄金加工成高纯度工业黄金的任务，这些黄金用于国家对外结算、换取急需物资。当时国家经济困难，黄金的战略价值极高，管理制度却还没有后来那样严密。
1961年3月，厂内突然发现两块黄金失踪，总重量超过八百两。现场木箱被撬，木板墙上出现破洞，公安判断是熟悉厂区和生产流程的人作案。
调查一度把重点放在包装组组长郭家惠身上。因为成品黄金由他负责清点登记，他被留在厂里审查了三个月。鞋印、羊角锤等线索也被逐一排查，但受当时技术条件和侦查手段限制，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嫌疑人。
有意思的是，关庆昌不仅没有被怀疑，反而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主动汇报行踪，还参与核对黄金数量。案发当晚，他先到浴池露面，随后离开现场实施盗窃，再到俱乐部跳舞，为自己制造了多人可以证明的时间线。
关庆昌曾在旧警察系统任职，后来进入615厂。档案中虽有“监视使用”的记录，但他入厂后一直埋头工作，肯干活，少争执，对领导格外恭敬。几年之后，他还被提拔为生产科副科长。这样的伪装，使他避开了多次排查。
黄素珍则在电解车间工作，平日会把一些碎料偷偷带回家。夫妻二人逐渐把小额盗取变成了大规模盗窃。关庆昌负责策划，黄素珍负责藏匿。两块黄金被带回家后，长期埋在院内或藏在墙角，夫妻俩却不敢真正使用。
黄金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裕，反倒成了家中最危险的秘密。关庆昌不断加高院墙，不让孩子带同伴回家，儿子结婚时也没有大办酒席。夫妻偶尔争吵，黄素珍只要喊出“我要去举报”，关庆昌便立即软下来。
更难堪的是，黄金失窃案多年未破，厂内却时常重提此事。关庆昌表面上更加卖力，实际上始终担心露出破绽。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生活俭朴、思想积极的老职工，甚至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1979年，工厂准备给职工分配楼房，关庆昌担心搬家暴露藏金，便设法把大块黄金重新熔炼。一次，他借口上级安排，将金料带进厂内加工成金条。此后，人民银行调整黄金收购价格，回收价由每两262.5元提高到390.625元，夫妻二人终于认为机会来了。
关庆昌锯下一块金料，让黄素珍去银行兑换，自己则暗中跟随。黄素珍刚拿到钱，公安便根据她的住址展开搜查。关庆昌回到厂里不久，也被叫进办公室。面对证据，他的反侦察手段再也无从施展。
案件审理过程中，罪名认定曾出现变化。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初以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黄素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复核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黄素珍虽参与盗窃，却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关庆昌虽在工厂任职，盗窃时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因此不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
案件发回重审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80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关庆昌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黄素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涉案黄金全部追缴。居读者可查的判决脉络看，十九年前那场失窃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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