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0日，北京医院病房内，周恩来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却仍惦记着中共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罗青长。工作人员多次联系，希望罗青长前来见面，但因权限问题一度没有获准。后来经邓小平同意，罗青长才赶到病房。

那时的周恩来极度虚弱，清醒时间很短。罗青长到达时，他已经陷入昏迷。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醒来，认出身边的人，开口说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不要忘了台湾的两个姓张的老朋友。”

这句话让罗青长印象极深。两个“张姓老朋友”，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是张镇。他们都曾站在国民党阵营，却在民族危亡和国共关系的关键处，与周恩来有过特殊交集。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关系，始于1936年的陕北。彼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东北军同红军之间仍有军事冲突。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安排，争取张学良共同抗日。红军释放东北军军官高福源，正是传递合作意愿的重要一步。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很快作出回应。1936年3月，他乘飞机到洛川，同中共方面的李克农会谈，随后希望同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接触。4月，周恩来率李克农、高福源等人前往肤施，因通信故障，双方直到4月9日才在一所教堂正式会面。

这次谈话持续很久。双方讨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互不侵犯以及经济往来等问题。周恩来重视的是全国抗战的大局，张学良关心的则是东北军的出路和国家的危局。两人的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先对外、后对内”这一点上逐渐接近。

张学良曾向红军提供经费和物资援助，也多次劝蒋介石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接受这些劝告。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周恩来随后前往西安。面对蒋介石被扣押这一突发局面，他没有只从中共自身利益出发，而是反复权衡国内外形势，主张慎重处理。12月24日，谈判形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共识。第二天，张学良执意陪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即被长期扣押。

这件事成了周恩来多年的牵挂。国共谈判期间，他曾多次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却始终没有结果。1960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夫妇到北京时，周恩来在西花厅设宴相待，并托他们转达问候。后来，那封信辗转送到张学良手中，信上写着：“为国珍重，修心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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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看到信后，曾问：“这是周先生写的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十分激动。周恩来直到生命末期，仍没有忘记这位在台湾的旧友，原因并不只是私人情谊，更因为张学良在民族危急关头作出的选择，改变了中国政治和抗战进程。

另一位张镇，和周恩来的交往则更早。1924年，张镇考入黄埔军校。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张镇曾在政治部任职，两人因此有较多接触。周恩来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性格朴实，头脑清楚，对国家局势也有自己的判断。

张镇后来加入国民党，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周恩来虽然没有把他争取到共产党一边，却一直认可他的能力和人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张镇商谈合作抗日，张镇曾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中共人员，帮助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

1945年重庆谈判时，周恩来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国共双方矛盾尖锐，重庆又是国民党军政机构密集之地。周恩来找到张镇，请他负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张镇当即答应，并亲自安排警戒、检查车辆和护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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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镇的保护并非走过场。毛泽东每次外出，他都安排人员随行；住所周围加强警戒，车辆也有人专门检查。有人对此不满，甚至向他施压，张镇仍坚持履行承诺。李少石事件发生后，他亲自调查枪击经过，唯恐影响毛泽东返程安全。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张镇进一步加强护卫。对于一个国民党军官而言，这些举动并不轻松，却说明他把民族大义和个人承诺看得很重。周恩来记住张镇，正是记住了这种在复杂环境中仍守信用、顾大局的选择。

1975年12月20日的病房里，周恩来还曾对罗青长说：“你等我休息十分钟，我们再谈。”这句话之后，他再次陷入昏迷。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临终前仍挂念台湾的两个“张姓老朋友”，这份嘱托被罗青长牢牢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