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黑龙江珠河县山区，赵一曼在突围途中负伤，随后被日伪搜山部队捕获。她当时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右臂和腿部都有枪伤，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被押往珠河县公署审讯。
敌人抓她，并不只是为了确认身份。赵一曼长期负责群众工作和抗日武装的组织，熟悉联络关系、交通路线以及部队活动情况。对日伪而言，她掌握的情报可能牵涉一批地下党员和抗日战士，因此，他们试图用酷刑撬开她的嘴。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她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说明的是，她并非通常所说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而是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后来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训练。这段经历，使她既有政治工作的经验，也具备一定军事素养。
1928年回国后，她辗转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儿子宁儿出生后，因革命工作需要，孩子被寄养在亲属家中。母子分离，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家庭变故，而是她此后多年无法回避的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她在哈尔滨发动工人，组织宣传，参与领导电车厂、电厂等行业的斗争，还把抗日传单送进日伪机关。她的名字因此进入敌人视野，悬赏缉捕也随之而来。
到了珠河县，她常穿着朴素，走进农户家里了解情况。乡亲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这位“李姐”说话干脆，办事利落，愿意替大家解决困难。她发动妇女缝制军衣、筹集物资，也帮助抗日队伍建立群众联络网。
有意思的是，赵一曼并非只在后方宣传。她后来兼任抗日部队政委，常常和战士一起行军、宿营。她懂得部队最缺什么，也知道群众最担心什么，所以在队伍中很有威信。她对战士说过：“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这句话朴实，却很符合她的工作方式。
1935年秋，部队在珠河县一带遭到日伪军围攻。激战中，为保存有生力量，赵一曼让团长带着伤员先行突围，自己留下掩护。战斗结束后，她在转移途中再次负伤，藏进一间空房。不久，搜山的日伪军发现了她。
被捕后的赵一曼，先后被押在珠河县公署和哈尔滨等地接受审讯。档案材料显示，敌人对她实施了长时间、反复性的刑讯，目的只有一个：逼她交代组织关系和部队情况。
其中一次刑讯，从下午持续到深夜。敌人用竹签刺入她的手指，随后又换用更粗的签子，甚至使用铁签。伤口不断出血，刑讯却没有停止。牢房里传出的惨叫，使其他被捕人员受到极大震动，但赵一曼始终没有吐露关键情报。
这种折磨并非一阵疼痛就结束，而是反复进行。伤口稍作处理，审讯便重新开始；她昏厥过去，敌人又将她弄醒。日伪特务还使用电刑、鞭打等手段，试图摧毁她的意志。赵一曼的身体遭到严重损伤，敌人却始终没有得到想要的口供。
她曾对审讯者说：“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话不多，却把态度摆得很明白。对于一个伤势严重、长期失血的人来说，这种坚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刑讯中都必须重新作出的选择。
后来，赵一曼被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救治。她利用看守和护士的同情，在帮助下逃出医院，准备前往抗日游击区。遗憾的是，逃亡途中她再次被捕。协助她逃走的看守和护士也受到牵连，但同样没有供出有用情况。
重新落入敌手后，赵一曼遭受了更加严密的看管和审讯。敌人明知她伤势恶化，仍继续施刑。她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精神却没有崩溃。日伪最终确认，从她身上无法取得情报，便决定将她处死。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赴珠河县小北门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刑前，她最牵挂的仍是儿子宁儿。狱中留下的遗书字迹急促，写道：“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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