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李宏塔站在“七一勋章”获得者队伍中。主持人介绍他的事迹时，现场才有不少人得知，这位衣着朴素、神情沉静的老人，是李大钊的孙子。
这个身份并没有给李宏塔带来特殊的表达。他很少主动谈论祖父，也不习惯把家庭背景挂在嘴边。对他而言，李大钊首先是革命先驱，同时也是家中那个用平和语气教孩子做人的父亲。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李大钊在苏联使馆旧址附近被捕。22天后，他在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外英勇就义，年仅38岁。那时，长子李葆华18岁，幼子尚未满周岁。
李大钊牺牲后，留下的并不只是几篇文章和一段革命史，更有一个突然失去顶梁柱的家庭。孩子们后来走向不同岗位，却都没有把“烈士后代”当成谋取便利的凭借，这与李大钊生前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李葆华年幼时长期随母亲生活在河北乐亭，父亲在北京教书、办报、从事革命活动，一家人聚少离多。直到1918年前后，母亲和孩子们才到北京团聚。陌生感很快被父亲的耐心冲淡，李大钊很少训斥孩子，更多时候只是讲道理。
他不把空洞的大道理反复灌输给孩子，而是用自己的选择影响他们。李葆华年纪不大时，便替父亲传递过一些文件和消息。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17岁的李葆华也在请愿队伍中。父子二人都参加了那场斗争，却一度不知道彼此就在现场。
父亲遇害的消息传来时，李葆华正在躲避搜捕。悲痛之外，他更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未完成的道路需要有人继续走下去。后来，他在亲友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前结束学业回国，投身北平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最考验耐性。李葆华曾使用“杨震”“赵振声”等化名，在北平及周边坚持活动。多年间，许多同志只知道代号，不知道真实姓名。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地下党员重新会师，大家才发现，市委领导赵振声原来就是李大钊的长子。
新中国成立前后，李葆华承担了重要工作。后来，他长期参与水利水电建设，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的工作并不显眼，却关系到国家水利设施建设和金融秩序恢复。2005年，李葆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宏塔的成长道路，也没有走所谓的“捷径”。1949年5月，他出生在北京。父亲忙于工作，母亲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任职，年幼的李宏塔很早便被送入托儿所，平时与父母相处并不多。
1962年，李葆华调往安徽，李宏塔随父亲生活。父亲很少谈家世，要求却十分严格。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获得特殊安排，而是参军到农场劳动。面对农活和训练，他没有挑拣，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
临行前，父亲只说了一句：“既然选择当兵，就要准备吃苦。”这句话并不华丽，却成了李宏塔早年最深的记忆。退伍后，他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普通工人，从技术员做起，后来进入合肥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仍回到工厂工作。
1978年，李宏塔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先后在共青团和地方机关任职。1987年，他调入安徽省民政厅，理由很朴素：“民政是直接为老百姓办事的地方。”这份选择，决定了他此后多年工作的方向。
在民政部门，李宏塔分管过住房等事务。他提出过“先群众，后干部”的原则，自己却长期骑自行车上下班，住在面积不大的旧房中。单位分配住房时，他多次把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职位晋升并不快，但同事和群众对他的评价始终稳定。
1998年，李宏塔升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成为正厅级干部。后来，他曾受到举报，纪检部门经过调查，未发现其贪污腐败问题。2021年，他被授予“七一勋章”，颁奖词所肯定的，正是他长期扎根民政、廉洁奉公的经历。
李大钊的其他子女也各有道路。长女李星华从事教育和民间文学研究，整理出版过白族民间故事，并撰写《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为后人保存了许多家庭细节。她于1979年去世。
次子李光华曾任乐亭县委宣传部负责人，晚年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工作，2012年去世。幼子李欣华没有选择条件更好的城市岗位，而是到北京门头沟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离世。
这些子女没有重复父亲的人生，却都在各自岗位上留下了清楚的轨迹。李大钊牺牲时，孩子们尚且年幼；多年以后，他们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回答了那个家庭最难面对的问题：父亲离去之后，家风该由谁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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