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山西辽县麻田镇十字岭，八路军总部机关正在突围，副参谋长左权留在队伍后方组织掩护，一发炮弹落下，年仅37岁的左权倒在了太行山中。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遭遇战。日军第36师团发动大规模“扫荡”时，专门派出益子重雄率领的挺进队，企图钻进八路军根据地腹地，寻找总部机关和高级指挥人员。
这支队伍人数不算多，却极难对付。他们换上八路军军装，携带伪造的路条、印信和首长照片，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尽量避开大路和村庄。遇到地方武装时，便装成自己人套取情报；发现目标后，又突然发动袭击。
有意思的是，左权的牺牲，不能简单说成是益子重雄亲自下令或亲手造成。根据相关战史和回忆材料，左权是在总部突围、日军炮火封锁的过程中中弹牺牲的。益子挺进队对太行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把两件事完全画上等号，并不严谨。
不过，益子挺进队的行动确实加重了总部转移的危险。5月下旬，八路军机关、伤员和随军家属不断转移，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封锁，又要防备穿着八路军军装的敌人混入队伍。
有些机关人员藏进山洞，几天不敢生火；有的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敌人便摸了上来。枪声一响，携带文件、药品和粮食的队伍只能仓促撤离。战争中的危险，往往就藏在“自己人”的一句口令、一个手势里。
左权牺牲后，八路军总部的悲痛和愤怒可想而知。彭德怀没有把情绪停留在哀悼上，而是要求尽快寻找机会，打击这支专门袭扰根据地的敌军小部队。特务团团长欧致富接到任务后，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伏击，而是要和敌人的渗透战术正面较量。
“不能硬碰，得让他们自己走进来。”
欧致富挑选出31名战士组成便衣小组。这些人熟悉地方道路，也有近距离作战经验。面对人数更多、武器更好的益子挺进队，正面追击显然不现实，只有依靠情报和突然袭击，才可能以小制大。
转机出现在1943年春节前夕。八路军地方情报人员刘秀峰经过侦察，获悉益子挺进队准备在祁县大德兴饭庄聚餐。敌人长期在山野中奔袭，精神始终绷紧，节日前的聚会很可能是他们难得的放松时刻。
这条情报没有立即被当作绝对可靠的消息，而是经过核实和分析。县城里的饭庄、街巷和警戒情况，都需要提前摸清。31名战士随后分批进入祁县，化装成商贩、脚夫和普通百姓，避免引起日军注意。
除夕当晚，饭庄内灯火亮起。益子挺进队部分成员聚在一起饮酒，外面的便衣队员则各自守住出口。行动开始后，战士们迅速冲入饭庄，利用短兵器和手枪展开突袭。日军猝不及防，组织不起有效抵抗，聚会很快变成了一场近距离战斗。
这次行动的关键，不在于场面有多大，而在于选择了敌人最松懈的时刻。八路军没有用兵力去硬拼日军的火力，而是把地方情报、人员伪装和突然袭击结合起来，使对方精心训练的“挺进”战术失去了作用。
关于益子重雄本人是否在饭庄内、是否被当场击毙，民间叙述存在不同说法，现有材料也不能完全相互印证。较为稳妥的说法是，这次袭击重创了益子挺进队，造成其重要人员伤亡，随后日军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整顿，益子重雄也被调离相关战场。
因此，“干掉益子重雄”更准确地说，是彭德怀交给特务团的一项报复性作战目标，而不是可以随意坐实的个人击毙记录。历史文章最怕把战斗愿望写成确凿结果，左权牺牲的具体经过和益子挺进队的最终结局，都应当分开叙述。
益子挺进队后来不再以原有方式持续活动，但它在太行地区留下的血债并未因一场袭击而消失。对八路军而言，大德兴饭庄的行动既是为左权等牺牲将士讨还一笔利息，也是一次针对日军特种渗透战术的反制。那31名战士没有在战场上与敌人排成阵势厮杀，却用一顿饭局，撕开了这支“挺进队”最依赖的神秘和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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