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火车站，赵宝桐、刘玉堤、张积慧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下车时，迎接的人群几乎挤满了站前空地。欢呼声此起彼伏，记者们举着相机和记录本，争相寻找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空军英雄。
人群之外，金凤却暗自庆幸。她提前在火车上完成了采访，否则到了北京，在层层人群和接待安排中，恐怕连赵宝桐三人的面都难见上一面。
金凤原本不是这次采访的首选记者。临近出发时，报社原定记者突发牙疾，脸部肿胀，无法正常工作，任务才临时交到了她手里。机会来得突然，她没有时间犹豫，赶紧查阅资料，准备提问内容，还专门了解了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情况。
在天津上车后，她很快找到了三位飞行员。刘玉堤沉稳，张积慧健谈，赵宝桐却显得格外拘谨。多年以后，金凤回忆说，赵宝桐是三个人中话最少的一个，但眼睛明亮有神，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赵宝桐当时却没敢仔细打量这位女记者。他刚刚经历过激烈空战，面对记者采访反而有些紧张，只是低头回答问题。金凤问起击落敌机的经过，他说得很简略，几乎不谈自己的功劳，反复提到前线地面部队和战友的配合。
这份克制，让金凤记住了他。
赵宝桐在抗美援朝空战中的战绩十分突出。他曾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驾驶的“佩刀”式战斗机，另有击落、击伤敌机的记录，战鹰机身上还涂有九颗红星。凭借这些战功，他成为志愿军空军中极具代表性的战斗英雄，并两次荣立特等功。
但在赵宝桐心里，回国参加英模活动并不是享受荣誉，而是一次暂时离开战场。他惦记着朝鲜上空的战斗，也惦记着仍在地面作战的陆军部队。报告会、欢迎会接连安排下来，他反倒有些坐立不安。
有一次，他被临时通知去作报告，既没有稿子，也没有充分准备，只好想起火车上认识的金凤。电话打过去后，金凤很快赶到他下榻的旅社。
“我不会作报告，怕讲不好。”
金凤没有替他编造豪言壮语，而是让他照实讲飞行、讲战友、讲战场。赵宝桐慢慢放松下来，把那些在空中看到的情况，以及陆军战友对空军的信任，一件件说了出来。
采访和交谈增多后，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赵宝桐不善于表达，金凤性格爽快，彼此恰好形成互补。一次见面时，赵宝桐请她吃西瓜。那时条件有限，他把西瓜切好端到桌上，金凤也不客气，拿起一块便吃。
赵宝桐看着她吃西瓜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对他来说，这种轻松的场面，比热闹的欢迎仪式更容易留下记忆。两人的感情，就在一次次谈话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中确定下来。
消息传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那里时，他没有简单地把这件事当成普通恋爱。赵宝桐是空军重点培养的战斗骨干，个人婚姻关系到今后的工作、调动和家庭安排，女方的情况自然需要了解。
刘亚楼随即交代：“调查一下她的身份。”
调查结果很快反馈回来。金凤曾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思想较为进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她还参加过党的地下工作。刘亚楼了解这些情况后，才放下心来。再次见到赵宝桐时，他明确表示，金凤是个好同志，两个人应当互相支持，共同进步。
真正谈到婚姻时，金凤并没有把自己放在“英雄家属”的位置上。她带赵宝桐来到天安门前，郑重提出了三点要求：继续保持独立工作，不做随军家属；工作上经常要与男同志接触，甚至可能深夜采访，希望赵宝桐给予信任，不带封建家庭观念。
赵宝桐对前两点当即答应，第三点却没有马上听明白。金凤把记者工作的实际情况解释清楚后，他也表示理解。对一名战斗英雄而言，这种承诺并不只是恋爱中的应答，而是对伴侣职业选择的尊重。
赵宝桐在北京停留时间不长。定下终身后，他很快返回部队，继续承担空军作战和训练任务。两人的婚礼没有安排在热闹的欢迎场合，而是在一年后的一个细雨黄昏举行。 geschnieg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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