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北京大学所有的本科生，张会峰几乎都教过。如今课时量太大，他将部分平行班的法治专题交给其他老师，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北大本科生，会在课表上看到他的名字。

这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本硕博都在北大读完，却从法学院“半路出家”，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讲台上一站就是20年。

学生们喜欢听他的课。他的博士研究生靳璐，也是这门课程的助教，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张会峰在讲台上脱口而出的妙语，总能引来学生的阵阵笑声；有时，晚到的学生没座位，索性坐到窗台上，耷拉着两条腿，听完整堂课；访问学者、旁听的老师也经常来；下课后，常有学生拿着课本、笔记本找他签名。

张会峰很自信地说，他没看到过北大“树洞”有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去年，有学生课后给他发了一封3000多字的邮件，说自己“改变了对思政课老师的固有成见”，甚至因此找到了上大学的意义。

在他看来，思政课教师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沉甸甸的使命。因为这门课往往是学子们踏入燕园后的“第一课”，很可能是他们大学时代思考人生的起点。“语言先入耳，道理后入心。学生得先抬头，才会点头。”这是他恪守的沟通准则。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思政课教师首先要赢得一场吸引注意力的竞争，最终追求的是有温度的表达与灵魂间的互动。

　　面对“傲慢与偏见”

思政课的难，很多教师都要面对。张会峰说得更直白：“不少学生是带着傲慢与偏见来的，他们从小到大听过的道理太多了，觉得你一定是老生常谈。”他站在讲台上看得很清楚，有的学生会带着高数作业来上课，笔尖随时准备“切换频道”。

怎么让学生先抬头？站在讲台上越久，张会峰就越发体会到教学设计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教学的灵魂所在。他总结出“三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言之有理，你得给他一个理论的挑战。”在北大，这句话的分量更重。张会峰说，面对北大的学生，思政老师得在理论上有点建树，讲得比他们之前听过的课更深刻一点，形成一种智力挑战。

在这方面，他谦虚地说，自己占了所讲专题的“便宜”。他主讲的法治板块的一个特点，就是专业壁垒高。“你的课程得有点让学生觉得不会的内容，他们才会听。”他直言，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没有法学背景的老师来说，讲法律专题确实会发怵，不怕讲课，怕学生追问，一追问可能就超纲了，露怯了。”近10年的法学院科班学习，让张会峰很容易胜任这门课的教学。也正是因为课程有难度，讲下来之后，学生会觉得“有高度”。

但光“上得去”还不够，还得“下得来”。“要想言之有物，思政教师就得关注学生所关注的东西。”张会峰的课件未必常换，但讲课中随时会切入网上突发的热点事件、舆情讨论。“学生马上抬起头：老师，你怎么看？我说：你们怎么看？”讨论随之开始，他印象中最激烈的一次讨论课，围绕一个话题，大家整整辩论了两节课。

“言之有趣”，则和他的个人风格有关。从读硕士起，靳璐做了张会峰6年的学生，最清楚老师的习惯。他喜欢喜剧，经典小品看过无数遍，开车时会听相声，对当下流行的脱口秀和喜剧节目也如数家珍。不是为了备课，就是个人爱好。她评价自己的老师“幽默风趣，总能接住话，不冷场”。

那些包袱、逻辑，都成了他课堂上的养分。他擅长“巧用段子、造梗”，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课堂中。比如，他常用自身打趣：“我曾经是北大‘道法课’法治专题讲得最好的老师，没有之一。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讲。”又如，在讲到协议离婚时，他说：“他们因为误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手。”

包袱不是讨好，是桥梁。“你得用学生喜欢听的语言，讲我们要输出的道理。有时候，你甩一个学生常用的梗，他们就愿意听你说了。”但张会峰特别强调，“立场上不能迎合学生，否则就失去了思政课的意义”。

让他们抬头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学生点头的，还是理论功夫。在讲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时，张会峰打了个比方，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作一场大合唱：合唱需要人民参与，人民主唱就是民主；但合唱还需要乐谱，乐谱就是法律；合唱要“靠谱”，依法办事，这就是法治。

话说到这里，学生们已经听进去了。张会峰再往前推一步：“一个好的大合唱，光有主唱就够了吗？”他说，还必须有一个给力的指挥，这个指挥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一封3717字的学生邮件

2006年，博士临近毕业时，张会峰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招聘。面试老师问得直截了当：“你会不会把这份工作当个临时跳板，后期不安心做一名思政课老师呢？”

“我们山东人很讲信用的。”他承诺，自己不当法官，不做律师，也不会跳槽，就做一名思政课教师。20年过去，他兑现了诺言。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律师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已经蒙灰。他放弃了一条世俗眼光里更光鲜的路，却在思政课的讲台上，找到了另一重人生意义。

张会峰的课堂上，从来不缺新思考和新尝试。他曾制定过一套独特的“座位法则”：教室前半区是“权利区”，学生有权保持沉默，后半区则是“义务区”，一旦被点到，回答问题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在以往的思政课中，学生总是习惯于坐在后排，他不愿看到这种疏离，便用这套规则巧妙地搭建起沟通桥梁。

“法律中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区分，我想通过课堂设计让学生亲身体会这种区别。”若有人主动举手回答，他便不对后排的同学点名，优先尊重学生表达的权利，只有当无人回应时，“义务区”的规则才会生效。于是，“权利与义务”不再只是课本纸面上的一组词汇，而变成当下每个学生置身其中的实践。

几年下来，张会峰已经很少再动用这条规则了。如今，学生们早已不再回避发言，而是主动举手表达，后排也不再是“逃避的角落”。

去年5月，张会峰收到了一封长达3717字的邮件，写信的是他课堂上的一位本科生。她坦白，自己本来坐在最后一排，打算做点自己的事情。直到被张会峰的讲述抓住了注意力，手中的笔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津津有味地听完了，并且决定下节课一定要坐靠前的位置。她在信中罗列了很多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比如，“城管人员买羊肉串是民事行为，没收炉子就是行政管理了”。

张会峰的课堂，让她这个原本打算“混过去”的学生意识到：“原来一种思想观点可以如此有力和清晰地被传达出来，原来案例不是一段漠然于纸面的材料，它是有感染力的、能激起思考的。”

她说，这门课让她开始放下功利心与焦虑感，重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珍贵感受。

张会峰看完邮件后很感动，回复了一千余字。他说，“如果我的课能对一个学生的三观，对学生看待学习的态度，都进行重新塑造，那我觉得自己‘功德无量’。”

张会峰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奖励近十个，也获得过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学生的口碑。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堂课有100个人听，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受到触动，这么多课堂，这么多年下来，我能影响多少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