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河北保定公审大会结束后，刘恒山赶到刑场，替哥哥刘青山收殓遗体。面对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干部，他后来对记者说：“毛主席当年杀他是对的，他忘了初心。”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刘青山案件最刺痛人心的地方。

刘青山并非没有功劳。1916年，他出生在河北安国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做过长工。1931年，在地下党员徐云朴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高蠡暴动失败后，他曾被国民党方面抓捕，因年纪尚小而侥幸逃过一劫。

死里逃生，并没有让他退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刘青山长期在冀中地区工作，担任过地方党政职务。那时的他办事果断，敢闯敢干，在干部和群众中有一定威望。正因为这段经历，后来人们谈到他的结局，才会感到格外震动。

张子善也有类似经历。他出身贫寒，青年时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他负责过组织、宣传和支前工作，尤其在平津战役前后，参与动员民工、筹措物资、转运伤员，为战争后勤做过大量工作。

问题出在胜利之后。

1949年以后，刘青山先后在天津地区任职，张子善也成为天津地委和行政部门的重要干部。两人是战争年代的老相识，彼此熟悉，工作关系紧密。权力、旧交和地方资源交织在一起，原本应当形成合作力量，却逐渐变成相互遮掩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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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曾流露出一种危险想法：革命既然胜利了，自己也该享受了。这样的念头一旦进入掌权者心中，干部待遇和合理补助很快就会被混同于个人特权。公家宴请、专车使用、奢侈消费，开始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一些材料记载，刘青山讲究吃穿，抽高档香烟，佩戴名表，甚至为了满足个人口味，在寒冬设法购买反季节蔬菜。关于他吃韭菜饺子的细节，民间流传很广，真假细枝末节未必都能核实，但它所反映的奢靡形象，与案件调查中暴露出的生活作风是相互印证的。

更严重的不是铺张，而是对公款和民力的侵吞。

1950年至1951年春，天津地区进行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海河等水利工程建设。民工数量庞大，物资供应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计。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却在粮食、工程款和物资调拨上做手脚，以次充好，压低供应标准，借机截留、挪用国家财物。

民工吃不好，干重活，疾病和伤亡随之增加。水利工程本是为百姓谋利益，却被少数人当成了牟利渠道。案件涉及金额巨大，按当时币值计算，损失达到惊人的程度。对刚刚建立、财政极其困难的新政权而言，这已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

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基层调查中发现异常。他常到农村和工地走访，看到民工的实际处境后，多次向上级反映。面对劝阻，刘、张二人没有收手，反而利用职务关系施加压力。李克才最终选择公开揭发，这成为案件进入正式调查的重要起点。

调查人员起初遇到阻力。刘青山被捕后，态度颇为强硬，不愿交代问题。办案人员后来从他的日记和账目入手，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迎来送往、钱款支出、私人消费有关，真正涉及群众疾苦和公共事务的记录反而很少。

这一细节使办案人员看清，刘青山并不是一时糊涂，而是已经把权力当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张子善的问题，也并非单独发生，而是与刘青山形成了相互依托的关系。一个有威望，一个掌握行政资源，两人共同把地方权力变成了谋利手段。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全国正在号召增产节约，支援前线。普通群众省吃俭用，许多家庭捐出粮食和物资，而地方干部却侵吞工程款、克扣民工口粮，这种反差引起了中央和华北局的高度重视。

案件上报后，毛泽东对处理意见作出明确指示。经过调查、审理和多方面研究，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宣读判决，两人被依法执行枪决。

临刑前，刘青山曾让人通知弟弟来收尸，并留下“拿我做个典型”的意思。张子善则表示接受教训。刘恒山随后将哥哥遗体运回安国老家。两具棺木，成为这起案件留在地方记忆中的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