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北京医院，周恩来生命垂危。当天9时57分，周恩来逝世，享年78岁。消息传出后，医院里一片沉重。按照安排，遗体被送往太平间，几位长期陪伴总理工作和生活的人，也陆续赶来，完成最后的整理。
其中有两个人，身份并不显赫，却在这场告别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一个是北京饭店理发师朱殿华，另一个是北京医院医生韩宗琦。
朱殿华为周恩来理发，前后已有二十多年。总理工作繁忙，常常抽不出完整时间，理发便成了难得的短暂休息。朱殿华回忆，总理坐下后有时会闭目养神，理发师动作放轻，尽量不打扰这位始终处于忙碌状态的老人。
1975年年底，朱殿华听说总理住院，曾托人捎话，希望在元旦前为总理理一次发。周恩来考虑到他往返奔波，便没有答应。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婉拒，竟成了两人之间最后一次联系。
接到通知后，朱殿华赶到北京医院。他看到的周恩来，头发和胡须已经明显长长，面容因病痛而消瘦。这个场景使他想起多年前的另一副面孔。
长征时期，条件极其艰苦，周恩来曾有很长时间没有理发刮胡子。1935年，他三十六岁，面容被胡须覆盖，身边人还曾以“胡公”称呼他。那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印记，而眼前的老人，却已被疾病折磨得十分憔悴。
韩宗琦提醒朱殿华：“一定要小心，不能把脸刮破。”
话说得很轻，分量却很重。朱殿华握刀的手不停发抖，只好让徒弟先准备热毛巾和肥皂泡。徒弟同样紧张，手也哆嗦起来。朱殿华见状，只得慢慢稳住情绪，亲自拿起刮须刀。
他后来回忆，周恩来双目紧闭，样子像往常理发时短暂休息。正是这个熟悉的姿态，让他逐渐镇定下来。几十年间，他曾无数次为总理修面，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刮胡、理发并不复杂，难的是不能有半点差错。朱殿华强忍泪水，按照平日的手法完成整理。刀锋贴近皮肤时，他不敢用力；梳理头发时，也格外缓慢。工作结束，周恩来的胡须和头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留下伤口。
清扫地面时，朱殿华看着那些花白的发丝，情绪终于失控。他从散落的头发中取出一缕，小心包好。对于一位为总理服务多年的理发师而言，这不是普通的纪念品，而是与故人相处二十多年的私人见证。
整理仪容之后，韩宗琦负责为周恩来更换衣服。他与周家早有渊源，母亲曾和邓颖超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同学。抗战时期，韩家又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一家来往密切。后来韩宗琦继承父业，成为牙医，1950年前后开始为周恩来进行口腔保健。
因此，他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不只是医生的职责，也带有晚辈照料长辈的意味。邓颖超曾对他说：“我们没有儿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北方话里的“得济”，含有晚辈尽孝、照料长辈的意思。
可是，当韩宗琦打开警卫人员送来的包裹时，第一反应却是生气。里面没有新衣服，只有一套旧衣。衬衣领口和袖口看起来较白，其他地方已经泛黄，甚至还能看出长期穿用的痕迹。
韩宗琦问：“能不能换一件新的？”
得到的回答是，这已经是总理衣物中最完整的一件。并非工作人员有意怠慢，而是周恩来平时生活极为简朴，衣服往往缝了又穿，穿了再补，实在找不出一套没有使用痕迹的衣服。
邓颖超对此早有交代：“这是恩来的作风，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都要火化。”听明原委后，韩宗琦没有再坚持，只是默默为周恩来换上那件旧衣服。
穿衣过程中，他注意到总理手腕上的手表还在。那是一块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产的上海牌手表，表带已经损坏，断裂处用白布带接着。韩宗琦轻轻取下，包好收存。
随后，他又取下周恩来佩戴的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枚长方形像章上写着“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经常佩戴的一件物品。除去手表和像章，身上再没有多余物件。
旧衣、旧表、像章，还有理发时留下的一缕白发，构成了周恩来告别世间时最朴素的遗存。相关物品后来由周恩来与邓颖超纪念馆收藏，静静记录着一个时代人物的生活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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