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31日，北京，已经退居二线的李聚奎正在家中迎来82岁生日。门外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两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却没有按照军衔相称。杨得志一进门，便快步握住李聚奎的手，恭敬地喊了一声：“老首长。”
这声称呼，不只是晚辈对前辈的礼节。土地革命时期，李聚奎曾是杨得志的上级；论年龄，李聚奎也比杨得志大7岁。更重要的是，两人曾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并肩作战，一个负责统领全局，一个带部队冲在前面。
1934年初，李聚奎担任红一师师长，杨得志则是红一团团长。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三甲嶂防御作战打得异常激烈。三甲嶂地处黎川、南丰交界，山势不高，却扼住交通要道，敌军一旦突破，红军防线就会受到牵动。
2月9日，李聚奎率红一师抢在敌军之前抵达三甲嶂，并命令杨得志立即组织部队修筑工事。第二天，国民党军第94师连续发动进攻，随后又有第14师、第67师加入。兵力悬殊，阵地泥泞，红一团却硬是守住了关键位置。
杨得志在前沿沉着指挥，李聚奎则不断调集火力支援。敌军数次冲击，均被击退。战后，杨得志因作战表现受到表彰，获三等红星奖章；李聚奎也由此进入敌军指挥者的视线。这个时期的上下级关系，后来成为两位上将之间长久不变的情分。
真正让李聚奎显出指挥才干的，是1935年5月的大渡河行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北上道路被大渡河截断。河宽水急，两岸山高，川军还在沿岸构筑工事。蒋介石甚至试图把红军困在河边，造成所谓“石达开第二”的局面。
5月24日，李聚奎率红一师抵达安顺场。部队找到的渡船只有一条，面对大部队渡河，这点条件远远不够。危急关头，李聚奎没有等待，而是把有限兵力集中到突破口，命杨得志组织突击，抽调红一团一营17名战士组成渡河队。
“出发！”
一声令下，17名勇士乘船向对岸冲去。川军发现后立即开火，岸上的红军也集中机枪还击。炮手赵章成手中只有3发迫击炮弹，炮架也没有，便凭经验扶住炮身，连续向敌军阵地射击。三发炮弹，击中了对岸目标，也让川军误以为红军拥有更多火炮。
小船在炮火中剧烈摇晃，距离对岸只剩几米时，一发炮弹在船旁炸开。李聚奎始终守在火力点附近，直到突击队登岸、撕开缺口，大部队开始渡河，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后来人们更多记住了17名勇士，却常常忽略了师部对整个行动的组织和掩护。
李聚奎对此并不计较。有人请他回忆大渡河作战，他只是说，那场战斗体现的是红军敢于胜利的精神，个人名字可以被淡忘，部队留下的作风不能丢。这种克制，并非没有功劳，而是他很少把指挥员的作用放在战士的勇敢之前。
有意思的是，李聚奎后来长期从事参谋、后勤和建设工作，名声不像一直在野战部队任职的杨得志那样显赫。抗战时期，他曾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参谋长；解放战争中，又参与东北军区后勤体系建设，为部队调运粮秣、弹药和装备。
1948年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大规模南下。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部队的行动，离不开稳定的后勤供应。李聚奎负责的工作不在枪林弹雨最前沿，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吃饱、能否按计划推进。黄克诚评价他“指挥打仗很有一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说的正是这种不显山露水的能力。
1955年授衔时，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李聚奎却没有同时授衔。原因不在战功和资历，而在于他当年已经调任石油工业部，投入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面对陌生领域，他前往西北戈壁，从军队领导岗位转入国家工业部门。1958年，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
抗美援朝时期，他还参与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难题。根据战场环境改进的炒面，便于携带、储存和食用，成为志愿军重要军粮。洪学智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没有炒面，就难以解决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军粮看似普通，背后却是运输、加工、配给等一整套后勤体系。
1981年，李聚奎因身体原因主动退居二线，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只挂名、不管事”的顾问，仍然关心军队建设。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得志记得这位老首长。1991年一次老战友聚会，得知李聚奎将要到场，杨得志坚持亲自到门口迎接。工作人员劝他不必如此，他只摆了摆手。等李聚奎出现后，杨得志上前搀扶，两位老人没有多说什么，战争年代形成的上下级情谊，已经藏在那句“老首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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