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强把筷子往桌上一搁，说，日子过不下去了，离吧。
我手里还攥着半块抹布，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愣愣地看着他把碗筷叠好端进厨房，出来时说，我睡沙发。
那天晚上我躺在卧室里，听见他在阳台上打电话，压着嗓子，只听到一句：“别牵扯到我家里。”我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他到底在瞒我什么。
第二天，我去了趟银行，柜员告诉我，一张十五万的定期存单，昨天上午刚被取走。
01
我跟谢强结婚那年，他二十六，我二十三。
他爹娘走得早，家里就剩他和小叔子谢国源兄弟俩。
那时候他在钢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四十几块钱，攒了两年才凑够一台缝纫机的钱。
我嫁过去那天，他连件新衬衫都没舍得买，穿的是厂里发的蓝工作服，袖子洗得发白。
日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过起来的。
要说谢强这个人，闷。
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句话能说完的事，他非要分三回说。
问他吃啥，他说随便。
问他去哪儿，他说走走。
结婚头几年我还跟他置气，嫌他不跟我商量事，后来也就习惯了。
他这个人，不会说漂亮话，但该扛的事从没躲过。
可眼下，他坐在这张饭桌对面，跟我说要离婚，样子还是那副闷样。
没有吵架，没有摔东西，就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这反而让我心里发毛。
我了解谢强，他要是真跟我吵，那还有回旋的余地。
他越是这样平静，越是说明事情已经在他心里翻来覆去想了无数遍。
他搬去沙发睡的第三天夜里，我起床上厕所，听见阳台上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我光着脚站在客厅门口，没敢动。
谢强的声音断断续续飘过来：“嗯……不用管我……只要她娘俩没事就行。”
这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我慢慢退回卧室，坐在床边，手心全是冷汗。
他说“她娘俩”，是谁娘俩？
他到底摊上什么事了？
我本想推门出去问个明白，可转念一想，他要是肯说，早就说了。
他瞒着我，就有瞒着我的道理。
第二天，我没去菜市场，拐了个弯走进银行。
我们家有几张存单，都是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其中最大的一笔，十五万，是去年谢强内退时一次性结算的安置费。
我当时说存起来给静怡当嫁妆，谢强没吭声，算是同意。
我站在柜台前，把存单递进去，心里头还想着，也许是我多心了。
柜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张单子昨天上午已经取走了。
“谁取的？”我听见自己问。
柜员低头查了查，说，是存单开户人本人，拿着身份证来取的。
开户人就是谢强。
我攥着那张被盖上“销户”章的存单回执，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好半天没缓过劲来。
他趁着我出门买菜的空当，把家里最大的一笔钱取走了。
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动这笔钱？
他到底在干什么？
中午回到家，谢强不在。
沙发上叠着一床薄被，枕头边放着两片降压药，都起了毛边。
我站在客厅里，环顾这间住了快三十年的老房子，头一回觉得它空得吓人。
傍晚谢强回来，我端上饭菜，两人面对面坐着。他低头扒饭，也不看我。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搁到他碗里，说：“你最近瘦了，多吃点。”
他顿了顿，“嗯”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碗筷，说了句：“那个，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你把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说完他起身去厨房洗碗，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原处，碗里的饭还冒着热气，嗓子眼却像堵了团棉花。
那天晚饭后，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开床头柜最底下那层抽屉。
里面躺着一个旧铁盒子，装着咱家的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还有几张零零散散的存单。
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用手机拍好照，又翻出一块干净的布，把铁盒擦了一遍。
做完这些，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坐回床边。
窗外头，路灯亮了，昏黄昏黄的。
我忽然想起来，前阵子隔壁楼的张玉娇，她男人也是这么突然提出离的。
当时她哭啊闹啊，当着全小区的人撒泼打滚，也没留住人。
她男人还是走了。
02
我跟张玉娇不算熟，但以前买菜常碰到。
她那时多风光，丈夫吴永在批发市场管账，手头活络，家里什么都是她男人说了算。
她自己也乐意，常在楼道里跟人说，我们家老吴啊，主意正着咧。
谁想到头来，吴永主意正到了她头上，递了张离婚协议，也没说明白原因。
张玉娇哭了好几个月，眼睛肿得像核桃，又去吴永单位门口堵人，拉着人家领导评理，可越闹越僵。
后来吴永在外头公开带着个小他十来岁的女人进出，张玉娇脸面丢尽了，落到个净身出户的下场，连住了十几年的房子都没争到。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张玉娇推着三轮车从楼下过去，心里头沉甸甸的。
人活一遭，最怕的就是把日子过成别人眼里的笑话。
但比起这个，我更怕的是，连谢强为什么突然变了个人都不晓得，就已经把丢了的东西数清楚了。
那天下午，我拎着一兜苹果敲开了张玉娇的门。
她一看见我，愣了愣，让了半边身子。
我进去坐了会儿，说了些有的没的，又绕到了她离婚那档子事上。
其实我不喜欢打听这些，可我是真怕。
我得知道，她当年都吃了哪些亏，省得自己再栽跟头。
张玉娇坐在床沿，手里捏着一块毛茸茸的旧毛巾，说话时声音发涩。
“他吴永一开始也是说，过不下去了，没感情了。我怎么舍得？我跟了十几年，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妥妥帖帖，他一句话就想散……”她忽然抬眼，“李婳，我是过来人，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谢强，是不是也……”
我没法接话。
我跟她说：你家老吴，那是不知好歹。
她嘴唇动了动，没再说下去。
我心里头堵得慌，听她抱怨了半天，没白听，起码听明白了一件事：男人铁了心要走的时候，你要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他更觉得离对了。
倒不如冷静下来，把自己该攥住的攥住，别到最后，钱没了，房子也没了。
从张玉娇家回来，我翻出家里那只铁盒子。
房产证、存单、保险单据，一样样过了一遍。
除了那张被谢强提前取走的十五万定期存单，最近又少了一张三万块的活期存折，取款日期就在前天。
我站在屋里，手心里攥着那几本证件，胸口一阵发闷。
闷得我说不出话来。
谢强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要是真想跟我离婚，按法律来，家产对半分，他也没必要偷偷摸摸把二十万都转走。
他要是外头有了人，也该是藏着掖着哄着我，而不是这样直愣愣地摊牌。
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
晚上谢强回来，我没提存单的事。
我照常做饭，照常问他累不累。
他照常答着“还行”，吃完饭就去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蹲在厨房擦灶台，一边擦，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洗洁精泡沫里。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没想到的事。
趁着谢强睡熟，我摸黑爬起身，把他搁在茶几上的手机拿了起来。
他手机里存的号码不多，我翻了一遍，除了兄弟、工友，多是些亲戚。
但有一个号码，没有存名字，只孤零零一个数字串，在这堆号码里显得格外扎眼。
我记下了那串号码。然后，我把它放回原处，悄悄躺回床上。
03
第二天等谢强出了门，我找了张公用电话卡，插进旧手机里，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没人接，刚想挂断，那头接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客客气气的：“喂？哪位？”
我捏着话筒，一时不知说什么。对方又问了一声：“喂？说话呀？”
我喉头上下滚了一下，“哦，打错了。”忙不迭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我站在电话亭里，手心全是汗。
那女人声音听上去不年轻，得四十多往上，说话带着点外乡口音，听不出熟不熟。
但我可以肯定，她不像是谢强在街边认识的什么人。
谢强这个人嘴笨，除了厂里那些老人，社交圈子窄得很。
她到底是谁？
跟他什么关系？
我回到家，拿钥匙打开鞋柜底层那个抽屉，翻出谢强的旧电话本。
那本子上记着好些年前的老号码，有几页已经泛黄。
我翻到中间一页，忽然看到一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号码，尾号跟那个陌生号码只差一位。
名字是：宋可欣。
谢强早年间带的一个徒弟，我记得。
那时候钢厂还没改制，各车间都兴老师傅带新工人。
宋可欣是那年厂里分来的技校生，二十出头，扎着长马尾，白白净净的，在车间里很显眼。
谢强是老实人，也不多话，只正常教她些操作上的东西。
那个徒弟学了一阵就走了，好像是调去了省城，后来联系少了。
我还记得有一回谢强工伤住院，宋可欣来过一次，站在病房门口没进来，远远地望了一眼就离开了。
为什么谢强手机里会有她的号码？
为什么她跟他有联系，却不敢在我面前露面？
我坐在床边，把那些旧黄的号码一个个捋了一遍，越想越坐不住，越想，心越往下沉。
下午我去了一趟菜市场，在贾丽云的豆制品摊前站了半天。
贾丽云是谢国源的老婆，平时嘴碎藏不住话，我去她那儿买菜，常能听到些家长里短。
那天我特意多买了些豆干，逗她聊了几句家常，然后把话头扯到谢强身上。
“嫂子你是不知道，我哥这一阵子不知道忙什么，连国源都跟着他神神秘秘的。”贾丽云一边给豆干过秤，一边嘀咕，“我问国源，他也不说，就说是哥托他办点事，不让问。”
我心里一紧，赶紧问：“那国源最近有没有跟什么女人来往？”
贾丽云摇摇头：“那倒没见着，他这人你还不晓得，除了工地上的事，没那个心思。”她压低了嗓子，“嫂子，说句实话，我倒觉得我哥不像那种人，你莫要多想。”
我没再多问，拎着豆干往回走。出了菜市场，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心里悄悄拿了个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跟谢强说要去省城看谢静怡。
他坐在沙发上，“嗯”了一声，也没说“路上小心”之类的话。
我拎着包出了门，却没去汽车站，而是拐进了街对面那家老面馆，要了碗面。
老板娘认得我，笑呵呵地问：“谢嫂子，今儿怎么有空一个人来吃面？”
我笑着敷衍了几句，端着面坐到窗边。
从这儿，正好能看到我们家单元楼的出口。
我坐了十来分钟，面吃了一半，就见谢强从楼里出来了。
他没骑那辆旧电动车，而是步行到小区门口，左右看看，拦了辆出租车。
我没犹豫，赶紧放下碗，追出门去，又叫了辆车跟上去。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心口咚咚直跳，坐在后排，出租车师傅问我去哪，我只好说：“跟着前面那辆车。”师傅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点深意，没再多说。
前面的出租车穿过几条街，拐到城东老城区，在一排旧楼前停稳。
我让师傅远远停下，透过车窗看着谢强下车，左右张望了一下，快步走进一栋老筒子楼里。
我在车后排坐了好一会儿，付了钱下车。
走到那栋筒子楼前抬眼一望，三楼最东边那扇窗户开着，晾着一件男式灰色外套，正是谢强前几天从家里带走的那件。
我攥紧了手里的包带，没有上楼，转身往回走。
往回走的路上，腿肚子一直打抖。
他在这地方，到底藏着什么？
04
那栋楼在城东，我也打听过，那一带租房便宜，住的多是外地来打工的，还有些做小买卖的，人员杂得很。
谢强从厂里内退后，本来可以在家待着，可他偏要跑到那地方租一间屋子，谁看了都觉着不对劲。
我蹲了三天。
每天早上把谢强送出门，我就坐公交到那栋筒子楼对面。
路边有个修车摊，我跟修车的老师傅聊了几句，买了两瓶水，就坐在他摊子边的小马扎上，看着那扇窗户。
头两天没什么动静。
谢强进进出出几趟，都是傍晚才出来，神色有些疲惫，不像干坏事的样子，倒像是在跑什么要紧事。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等到了想见的人。
一个穿着深色风衣的女人从楼道里走出来，戴着一顶遮阳帽，压得低低的。
她步子不快，走到路口停了停，往马路对面看了看，然后低下头，快步往公交站方向走。
风衣衣角一掀，我认出那走路的姿势了。虽然隔了毛二十年，我还是能认出来，是宋可欣。
她的侧脸白净了些，瘦了些，眉眼之间褪了当年的青涩，但我不会认错的。
她在公交站等车，跟我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
我坐在修车摊前，看着她上了车，车开出去好远，我还坐在马扎上没动弹。
回家的时候，我脚像灌了铅，一步沉过一步。
到了家门口，我打开门，屋里静悄悄的，谢强还没回来。
我换了鞋，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那台旧电视的黑屏发呆。
脑海里翻来覆去，是两个画面：谢强站在阳台打电话时的背影，宋可欣从筒子楼出来压帽沿的样子。
我应该冲上去质问她。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我没有。
张玉娇的下场就摆在那里，哭闹解决不了事。
我得先弄清楚，她到底是哪种“外人”。
是跟谢强有不该有的牵扯，还是有别的缘故。
我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里罗玉霞的号码，犹豫了半天，按了出去。
罗玉霞是我老同学，在城里做婚姻家事律师，见过不少离婚案子。她接了电话问：“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我了？”
我斟酌了一下，把这几天的来龙去脉挑要紧的跟她说了一遍。
当然没说宋可欣的名字，只说谢强偷偷取钱、在城东租房、跟一个陌生女人有来往上。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罗玉霞开口：“我先问你一句，你心里到底是想留住他，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跟他分干净？”
我沉默了，答不上来。
“你要是想留他，就千万莫要闹。”罗玉霞说，“男人提离婚，最怕女人不管不顾地闹，你一闹他就更觉得你这人没法过了。你该做的是稳住，把家里的钱、房子把握住。将来不管是合是分，你手里都有底牌。”她又补了一句，“要是他外头真有人，你更要沉住气，一点一点把证据收齐，别给他转移财产的机会。”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前，楼下传来小孩的笑闹声，远处的晚霞烧成一片。
我慢慢靠着窗台，心口像堵着一团棉线，怎么扯也扯不顺。
谢强啊谢强，你要是真有了二心，就痛痛快快跟我说个明白，何必拿“过不下去”来搪塞我？
你要是没那个心思，那你到底在瞒什么？
我摸着那本旧电话本，指尖一遍一遍滑过“宋可欣”三个字。
忽然一愣，翻到夹层，在那页纸背面，毛糙糙地写着一行字：“市一院，胸外科，周三下午。”
字迹潦草，跟谢强平时写字的风格明显不是一个人。应该是从什么地方抄下来的。胸外科？他抄这个干什么？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心跳忽然快了半拍。
05
第二天，我去了市一院。
到了服务台，我说要查一个叫谢强的病人的门诊记录，护士说没有就诊卡查不了，我只能自己报名字查。
可怎么查，系统里都没有叫谢强的就诊信息。
我站在大厅中间，人来人往，消毒水的味道直冲鼻子，脑子里转过一个念头：谢强从来没来这儿看过病。
那“胸外科”三个字，是替谁记的？
还能是谁？
我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前站了许久，心里翻江倒海。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谢国源。
他在电话里头急了：“嫂子你在哪儿？我在小区门口等你有事。”
等我赶回去时，谢国源蹲在花坛边抽烟，看见我又站了起来，嘴唇动了动，“嫂子，我……我哥的事，你知道了多少？”
我盯着他，没说话。
谢国源把烟头掐灭，声音很沉：“嫂子，我哥他对不起你。但有些事，你莫怪我哥。”他往四下了看了看，“我哥他没外头找人，他……他是得罪人了。”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得罪人？他一个退了休的老工人，能得罪谁？”
谢国源搓了搓脸，声音发涩，“是我哥师傅的事。早年间厂里出过一回事故，他师父老韩受了工伤，落下残疾，厂里赔的钱少，后头还因为补偿的事闹了几年。我哥当年替师傅出头，手里捏着一份检出问题的维修记录，一直留着底。”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谢国源又开口：“前段时间老韩走了，他家里人想把那事重新翻出来要个说法，对方怕我哥拿那份记录去举报，就派人来家里……”
我心头像被什么东西猛掼了一下：“派了谁来？”
“两个社会上的，在我哥下班路上堵过他，说要是敢把那份记录捅出去，就不让他家里人安生。”谢国源声音更低，“他怕那些人对你跟静怡动手，才想出这法子，跟你把婚离了，再把钱转出去，让你们先恨他，离他远远的，那些人就没借口找你们。”
我站在原地，脑子嗡嗡响。这屋子里的空气像冻住了，一股子凉意从脚底板爬到头顶。
“师娘她们那些人，我哥说在老家……”谢国源又说了半句，自己住了口。
我转身就走。没走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瞪着谢国源：“那宋可欣呢？是不是也是你们找的人？”
谢国源一愣：“嫂子你怎么知道宋可欣？她是我哥请来帮忙的。她在省城大医院做护师，懂医，替师傅的案子联系过鉴定。”
我胸口堵着的一口气忽然松了一些。
可又觉得哪里不对，站在风口里，脑子乱成一团，一会儿是谢国源的话，一会儿是谢强阳台上的那句“只要她娘俩没事就行”。
我深吸一口气，把心思定了定，问他：“他现在在哪儿？”
“还在城东那间出租屋。”
我没有立刻去找谢强。
我回了趟家，取出铁皮盒里的房本和存单，还有那三本存折，一样一样拍好照，锁进娘家旧衣柜底层的暗格里。
又给静怡打了个电话，只说最近家里有事，让她先别急着回来。
静怡问我：“妈，你是不是跟我爸吵架了？”
我说没有。挂电话时，我的手还有点抖，可我知道，慌没有用。他一个人扛了这么久的闸，该换我扛一回。
第二天一早，我坐公交去了城东。
筒子楼的铁门没锁，我拾级而上，在那扇门前站了一会，听见屋里没有动静，从包底摸出一把钥匙，旋开了门。
谢国源说，这屋子是谢强托他租的，多配了一把备用钥匙给他。
屋里简陋得很，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摊着几个药瓶，还有个老旧的牛皮纸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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