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八日那天，我四十二岁。
上午九点，我给剧团同事回过一条消息，说胸口有些闷，下午的排练先请假。他叫我去医院，我发了个笑脸，说睡一觉就好。
屋里没开空调，窗户留着半掌宽的缝。楼下早点铺收了摊，油烟味散尽，只剩晒热的水泥气息。
我吃了半碗冷粥，把碗放进水池。水龙头没有拧紧，隔一阵落下一滴水，在不锈钢盆里响一声。
桌上摆着母亲用过的旧药盒，边角磨得发毛。我早就该扔，一直没动。旁边压着一张体检预约单，日期改过两回，这次约在六月十日。
最上面是一张节目单。剧团准备复排旧戏，我演一个在外漂了半辈子的木匠。名字印得不大，我拿回来后，还是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
中午过后，胸口那股闷意越来越重。我扶着桌沿坐下，想倒杯温水，杯子刚拿起来，手上便没了力气。
杯子落在地毯上，没有碎。水慢慢洇开，碰到那双许久没穿的布鞋。
我倒在床边，离手机不到两步。屏幕亮了几次，先是剧团同事，后来是送水工。屋里一直没人应声。
六年前，父亲陈国栋病逝。四年前，哥哥陈明也走了。母亲王秀兰后来离开，我成了家里最后一个守着旧物的人。
那几年，旁人问我和谁住，我总说一个人清净。说久了，连自己也习惯了这句话。
三天后，同事见我始终没去排练，电话也无人接，才来到楼下。房门打开时，水池里的碗已经发出酸味。
关于我的消息，随后才传出去。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独居演员悄然离世，是那张没能登台的节目单。
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有一个挤得转不开身的家。饭桌边坐着父亲、母亲和哥哥，说话声盖过电视。
后来，椅子一把接一把空了。
01
父亲走那年，我三十六岁。
他叫陈国栋，当了一辈子维修工。谁家的电扇不转，收音机没声，只要送到他手里，总能再用几年。
病重以后，他还惦记阳台上那只工具箱。住院前一晚，他让我把钳子擦点机油，说梅雨天容易生锈。
我嘴上答应，心里想着等他回来自己弄。他没再回来。
葬礼那几天，母亲王秀兰几乎不说话。她六十五岁，退休前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腰背早就弯了，仍把父亲的旧衬衣洗得干干净净。
哥哥陈明比我大三岁，在货运站做调度。人多事杂，他一天能接上百个电话，回到家只想靠着沙发闭会儿眼。
那时我们兄弟还能轮着照看母亲。哥哥管买菜和水电，我陪她看病，周末再把家里坏掉的东西收拾一遍。
母亲嫌我们笨，切的土豆丝粗，拖地也拖不净。她一边念叨，一边抢过抹布，动作还是从前那样利落。
我以为日子会慢慢恢复。父亲留下的搪瓷杯还摆在窗台，母亲每天往里倒一杯水，晚上再原样泼掉。
两年后，哥哥也病了。
他起初只说胃口不好，拖了几个月，检查结果出来时，人已经瘦得衬衫挂不住。母亲站在诊室外，一遍遍问是不是拿错了片子。
哥哥四十五岁那年离开。临走前，他拉着我说，家里就劳烦你了。声音很轻，说完还冲我笑了一下。
我没敢看他，低头把床单上的褶子抹平。
哥哥的儿子陈远那年二十岁，正在国外读书，后来留在当地做工程。他赶回来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很快又回去了。
起初，他隔几天就给奶奶打电话。时差不合，有时国内凌晨两点，手机突然响起，母亲摸索半天才接通。
她总说家里挺好，让孙子别惦记。挂断后却坐在床沿，盯着黑下去的屏幕发呆。
后来陈远工作越来越忙，电话从一周一次变成一月一次。再往后，号码偶尔打不通，消息也常隔很久才有回音。
我没有责怪他。年轻人在外立足不容易，哥哥生前最盼着孩子能站稳脚跟。只是母亲问起来，我得找些话遮过去。
“那边正赶工，忙完就联系。”
她听了便点头，过几天又问一遍。有时刚吃完午饭，她就说陈远昨晚回来过，还给她带了两盒点心。
我只当她年纪大了，记性有些乱。直到有一次，她出门买盐，两个小时还没回来。
我沿着菜市场、公交站和父亲生前常去的小公园找。天黑后，才在旧厂区门口看见她。
她坐在石墩上，怀里抱着一袋已经化软的冰棍。保安问她住哪儿，她只报出四十年前的宿舍号。
看到我，她皱起眉头。
“陈明，你爸等着吃饭呢。”
我愣了一下，蹲下来给她穿好掉跟的鞋。她把冰棍塞给我，还催我快些，像哥哥只是临时出了趟门。
回家后，我带她做了检查。医生问了许多日常问题，又让我以后多留意，别让她单独出门。
我在门锁上加了门铃，给她衣兜缝上写有电话的布条。演出结束得晚，我就请邻居帮忙听听动静。
那阵子剧团正在排一部新戏，导演让我演男二号。这个角色台词多，人物也有分量，我等了好几年。
正式合排前一周，母亲半夜把燃气打开，却忘了点火。邻居闻到味道，敲门没人应，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我赶回去时，她正坐在厨房择豆角。窗户全开着，冷风吹得塑料袋哗哗响，她还嫌我大惊小怪。
第二天，我去找导演，把剧本交了回去。
导演沉默半天，问我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我说家里只有我，眼下走不开。
从排练厅出来，楼道里有人在练发声，一句台词翻来覆去。我站着听了一会儿，才下楼。
母亲平安就行。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把剧本锁进抽屉，开始记她每天吃药的时间。早上七点一片，午饭后一片，晚上那颗要掰成两半。
日子勉强还能往前挪，只是舞台上的灯，离我越来越远了。
02
母亲六十七岁以后，记性坏得更快。
她会把袜子塞进米缸，把钥匙藏在枕套里，然后拉开每个抽屉，问我是不是拿了她的东西。
有一回，我在冰箱冷冻层找到她的存折。纸页冻得发硬，封皮结了一层白霜。她接过去看了半天，又说不是自己的。
我给柜门贴上纸条，药盒按早中晚分开。可她会撕掉纸条，也会把三天的药一次倒进掌心，说厂里赶活，顾不上慢慢吃。
我不敢再让她自己服药。每天排练前先回家一趟，晚上散场后，再骑车穿过半座城。
冬天风硬，围巾挡不住。进门时脸冻得发麻，还得先去厨房看看火，再检查门窗和药盒。
剧团体谅我，把几个重要角色给了年轻演员。我仍跟着演，多半是出场不久的小人物，有时还负责在后台帮人对词。
收入少了，支出却一项项往上添。母亲的药费、复诊费、临时陪护费，每个月都要从卡里划走一大截。
我算过一次账，算到一半便把本子合上。父亲留下的钱早已用得差不多，哥哥治病时我也拿出去一部分。
积蓄像水盆底下裂了细缝，看着还有，隔些日子再瞧，水位已经低了一截。
最难的不是钱，是她认不出我。
有天下午，我给她洗完头，正拿毛巾擦水。她从镜子里看我，忽然笑了。
“陈明，你弟弟怎么还不回来？”
我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镜子里，她的头发稀薄，湿漉漉贴在额角，眼神却像许多年前等孩子放学。
“我就是陈强。”
她回头看了看我，脸上的笑淡下去。
“你别哄我。陈强在外头演戏，哪有你这么老。”
我把毛巾搭到椅背上，去卫生间拧第二条。水声开得很大，盖住了客厅里的电视。
出来时，她已经忘了刚才的话，正对着广告里的电饭锅问价钱。我把遥控器递给她，陪她看完那段节目。
后来她把我认成哥哥的次数越来越多。高兴时叫陈明，生气时也叫陈明，只有催我交费用，才偶尔喊对名字。
我试过纠正。说得多了，她会烦，拍着桌子骂我不孝，说我故意把家里人藏起来，不肯叫他们回家。
有一次，她推门跑出去，穿着拖鞋直往车道上走。我从后面抱住她，她抬手抓破了我的下巴。
回到家，她看到伤口，又翻出针线盒，说要给我缝一缝。我告诉她这是脸，不能缝。
她低头找了很久，拿出一枚顶针，认真套在手指上。那是她在服装厂用过的旧物，边沿磨得发亮。
我转过身去收拾散落的线轴。红线、黑线、灰线滚进沙发底，我趴在地上，一个个摸出来。
第二天，她又不见了。
这回我在汽车站找到她。她手里攥着父亲生前的工作证，说要去接陈明下班。
值班员给她倒了热水。她不肯喝，看到我就往后躲，嘴里嚷着坏人来了。
我把工作证接过来，慢慢哄她回家。路边包子铺冒着白汽，她忽然说饿，我买了两个，她只吃半个，剩下的揣进兜里。
到家后，包子被压得扁扁的，油渗透了衣料。我替她换衣服，没再提汽车站的事。
从那以后，我请了钟点陪护。每天四个小时，赶上我有演出就加时。费用不算低，但至少能拦住她往外跑。
母亲不喜欢陌生人进屋，常把人家的鞋扔到楼道。换了三位陪护，才有一个脾气温和的肯留下。
她依旧藏东西。盐藏进鞋柜，菜刀塞在床垫下面，连我的身份证都被她包进旧报纸，压在针线筐底。
一次收拾衣柜，我看见她从抽屉里抽出一叠黄纸。纸张有些旧，她发现我站在门口，立刻卷起来塞进衣襟。
“那是什么？”
她捂着胸口，瞪了我一眼。
“厂里的活，你不许碰。”
我以为又是她捡回来的废纸，没有追问。过了几天再找，抽屉里只剩几颗纽扣和一把断齿木梳。
王桂芬就是那阵子常来。
她是母亲的表妹，退休前在商店站柜台，说话利索，进门先看灶台，再看冰箱，总嫌我照顾得不细。
“男人哪会伺候人，光花钱没用。”
我听着，不同她争。她肯陪母亲坐半天，我便能去剧团多排一场，也算帮了忙。
王桂芬来时常带一袋软桃酥。母亲只认她一阵，有时叫表妹，有时把她当成厂里的组长，拉着她说些早年的旧事。
有一天下午，我提前收工回家。两人坐在里屋，门虚掩着。听见钥匙响，王桂芬很快走出来，手里只拎着空布袋。
母亲坐在床边，衣襟扣错了两颗。见我进去，她把双手压在膝盖上，眼睛一直看着地面。
床下多了一只铁盒，灰绿色，边角掉了漆。盒盖上挂着一把很小的铜锁。
我问盒子从哪儿来的，母亲说是父亲修机器用的。可父亲那只工具箱一直在阳台，红色木壳，我每天都能看到。
王桂芬在门外催我烧水，说母亲该吃药了。我把铁盒推回床底，没有动那把锁。
夜里，我听见里屋传来轻响。走过去时，母亲正跪在地上，摸索着把铁盒往更深处推。
她抬头看我，先叫了一声陈明，过了一会儿，又改口叫陈强。
这是那个月里，她第一次叫对我的名字。
03
陪护第四次提出加钱时，我卡里只剩下不到三万元。
她也为难。母亲夜里不睡，白天趁人上厕所就往外跑，普通钟点工根本看不住。要全天陪护，费用得再添一倍。
药也换了。新开的几种不在原来的报销范围内，一个月算下来，比我的演出收入还多。
我坐在医院缴费窗口外，把几张银行卡挨个查了一遍。数字写在处方背面，横一道竖一道，怎么挪都撑不过半年。
剧团团长知道我的情况，提前给我结了两场演出费。他把信封推过来时没多问，只说有难处就开口。
我接了钱，回去路上买了两斤排骨。母亲吃了两块，忽然把筷子一放，说肉有股怪味，是我存心害她。
剩下的排骨在冰箱里放了三天。我每晚热一点，站在厨房吃，最后连骨头都泛出一股冰箱味。
能变成钱的东西，我差不多都算过。父亲的旧工具不值钱，戏服舍不得动，家里那套小房子还得住人。
剩下的，只有老房。
那是父母住了三十多年的两居室，哥哥和我都在那里长大。父亲去世后，按办完的手续，房屋归在我名下。
母亲搬来跟我住以后，老房一直空着。每月还要交物业费，水管老化，楼下也找过我两回。
我去看房那天，窗台积了一层灰。父亲修过的木椅靠在墙边，母亲用过的缝纫机上，还盖着碎花布罩。
厨房门框留着几道铅笔印。最矮的是我的，往上是哥哥的。父亲每年给我们量一次，日期一直记到哥哥十八岁。
我用湿抹布擦了擦，印子反而更清楚。
中介说房子旧，楼层也高，价钱不会太好。不过位置还行，只要肯让一点，很快能成交。
“家里人都同意吗？”
我看着窗外晾满衣服的阳台，隔了一会儿才点头。
母亲不会同意。她平时连旧碗都不肯扔，总说一只碗少了，这个家便不齐整。
清醒些的时候，她常问老房有没有漏雨，父亲的工具箱还在不在。她把那里当成全家的根，哪怕人已经一个个散了。
可照护费不能靠一间空屋来交。我把房屋资料交给中介，只叮嘱他别在亲戚间声张。
看房的人来了几拨。有人嫌墙皮发霉，有人敲着地砖压价。我站在旁边听，像看他们挑一件不再合身的旧衣服。
最后看中房子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准备给女儿住，手头钱不算宽裕，出的价比我预想低了六万。
我回去算了一夜。减去各项费用，余下的钱足够母亲几年的药费和陪护费，还能留一点应急。
第二天，我签了协议。
笔尖落在名字最后一画时，楼道里有人拖动桌子，木腿磨过地面，发出一阵钝响。我停了一下，还是把日期写完。
购房人先付了定金，余款等材料齐全后办理。我把协议装进文件袋，夹在剧本下面带回家。
母亲那天精神不错，正坐在阳台剥毛豆。豆粒落进搪瓷碗，清脆地响，她还记得问我晚上有没有演出。
“没有，今天陪你吃饭。”
她嗯了一声，叫我把老房的钥匙拿来。说那边该开窗透气，不然柜子会生虫。
我含糊说过两天去。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再追问。
晚饭后，我接到中介电话，拿着文件袋去了厨房。母亲不知何时跟了进来，一把抽走露在外面的纸。
她看不懂那些条款，却认出了地址。手里的毛豆撒了一地，几颗滚进冰箱下面。
“你动那房子干什么？”
我扶她到椅子边，告诉她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换来的钱能请人照顾她。
她忽然把文件揉成一团，抬手往燃气灶上塞。我赶紧夺下来，手背被炉架划出一道红印。
“不能动，谁也不能动。”
她声音越来越高，拍着胸口说那是陈家的门。说到后面，句子散了，一会儿叫父亲，一会儿又喊哥哥。
我问她究竟担心什么。她张着嘴，反复说不许，可再也连不成一句完整的话。
陪护闻声进来，母亲抓起毛豆碗砸过去。碗碰在墙上，掉了一块瓷，绿色豆粒沾着水滚满厨房。
我把购房材料塞回袋里。母亲蹲在地上捡毛豆，嘴里念着老房的门牌号，一遍比一遍轻。
那晚她守着房门不肯睡。我隔着门坐在客厅，文件袋压在腿下，直到天快亮。
04
第二天一早，王桂芬来了。
不知是谁给她透了口风。她进门连鞋都没换，先从母亲手里接过揉皱的材料，再转头问我是不是疯了。
“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就办了？”
我把门关上，让她小点声。母亲一夜没睡，刚吃过药，受不了再闹。
王桂芬把材料拍在茶几上。纸角碰倒了水杯，温水流过桌面，浸湿我昨晚列好的费用清单。
“缺钱可以同亲戚商量，老房不能动。”
我抽出纸巾擦水，没有接话。父亲住院时，哥哥生病时，我都听过这句话。真到了缴费那天，亲戚各有各的难处。
王桂芬跟进厨房，掰着手指说房子是父亲留下的，里面装着一家人的日子，不能为了眼前几笔费用就处理掉。
“手续在我名下，费用也是我在交。”
她愣了一下，脸沉下来。
“你妈还活着呢。”
这句话扎得不重，却一直停在那里。我把湿透的清单扔进垃圾桶，纸团落下去，又慢慢散开。
母亲从里屋出来时，头发梳得很整齐。她穿了那件深蓝外套，扣子一颗没错，连鞋也分清了左右。
她先看王桂芬，又看我，眼神比前一晚清楚许多。
“材料拿来。”
我没有动。王桂芬把那叠纸递过去，扶她在沙发上坐好。陪护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端着刚热好的牛奶。
母亲逐页翻看。她读得慢，有些字要凑近才看清，但没有说胡话，也没有叫错我的名字。
“陈强，你爸的房子，你凭什么处置？”
“房屋已经依法归我。我不是乱花钱，是给你治病，请人照看你。”
她把纸压在腿上，冷笑了一声。
“我用你请人？你就是嫌我拖累。”
我说这些年花出去的钱都有票据，她要看，我可以一张张找出来。话一出口，连自己都觉得难听，像在跟母亲算一笔生意。
王桂芬拉了拉我的袖子，叫我少说两句。我把手抽开，胸口压了许久的那团东西往上顶。
“我推了多少演出，你们知道吗？我一天跑几趟医院，你们谁来过几次？”
母亲抬头看我，脸上的纹路绷得很紧。
“照顾亲娘，不是你该做的？”
屋里只剩牛奶表面那层薄皮轻轻晃动。陪护把杯子放下，退回了厨房。
我盯着母亲。想等一句别的话，哪怕说一声知道我累，也行。
她却指着那叠材料，当着王桂芬和陪护的面，一字一句地说，我败光家产，只顾自己，不配做陈家的儿子。
我站了很久，没有辩解。
过去几年，她骂过我偷钱，骂过我藏起父亲和哥哥。那些话是病里的糊涂话，我从不往心里去。
可那一刻她清楚地叫了我的名字，认得房屋地址，也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找不到理由再把这几句话推给疾病。
王桂芬把母亲揽住，转头命令我马上停下交易。她说定金退回去，损失多少以后再想办法。
“以后是什么时候？”
我的声音不高，王桂芬却停住了。
“下个月的陪护费谁出？药费谁出？她再走丢一次，谁去找？”
王桂芬抿着嘴，过了一会儿才说亲戚们会凑。具体怎么凑，凑多少，她没讲。
母亲忽然抓住她的胳膊，急急念起陈远的名字。
她说陈远会回来，陈远不会动这个家。说了几遍，又问王桂芬是不是已经给他收拾好床铺。
我听着，心里那点撑了多年的东西慢慢松开。
哥哥去世以后，陈远留在国外。最初还有电话，后来一年也未必联系一次。母亲病成这样，陪在身边的人一直是我。
可在她清楚的时候，我是败家子。糊涂以后，嘴里念着的还是陈远。
我弯腰捡起地上的材料，摊平，重新装进文件袋。
“这事我会办完。”
母亲站起来扯住袋子。她力气不大，我稍一用力便能拿走，可她死死攥着，像攥着一块将要塌掉的门板。
王桂芬拦在我面前，说只要母亲不同意，我就不能再往下办。
“房屋是我的，照护也是我的事。”
说完这句，我自己先怔了一下。原来这些年，所有人早已习惯把难处归给我，只在我要做决定时，才忽然想起那是一个家。
母亲松开手，踉跄着坐回沙发。她又开始叫陈远，说孙子孝顺，孙子会守住老屋。
我把文件袋夹在腋下，走到门口。身后传来王桂芬的责备，母亲的哭声混在里面，一阵清楚，一阵含混。
楼道窗户没关，风吹得广告纸啪啪作响。我下了两层，又折回来，把门外那袋垃圾带了下去。
湿透的费用清单压在最底下，墨迹已经糊成一片。
05
交易继续办了下去。
我没有再同亲戚商量。购房人补齐大部分款项后，我先留出母亲半年的陪护费，又把拖欠的药费一次交清。
缴费单从机器里吐出来，薄薄一张。我捏着它坐在医院大厅，第一次不用反复核对卡里的余额。
陪护也答应继续做。她说只要夜里另请一个人轮班，母亲再闹，她也能撑得住。
我回剧团排了一下午戏。舞台上的灰尘被灯烤出淡淡的焦味，脚踩上木地板，发出熟悉的空响。
导演给我留了个戏份不重的角色。台词只有几段，我看了两遍便记住了。候场时，后台有人递给我半杯热茶，我竟觉得日子松了一点。
回家时，母亲正在睡。王桂芬坐在客厅，见我进门，把脸转向电视。
“钱已经留好了，她不会没人管。”
我把缴费单放在茶几上。王桂芬没看，只问那套老房是不是已经交出去。
“还差最后几份材料。”
她的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我心硬。随后拿起布袋离开，门关得很重。
夜里，母亲又把水杯藏进被窝，床单湿了大半。我给她换下来时，她迷迷糊糊叫我陈明，还问父亲几点下班。
我没纠正，只说快了，让她先睡。
收拾床铺时，我碰到床底那只铁盒。盒子被推得太深，边角卡住床腿，发出一声刮响。
母亲猛地睁眼，伸手来挡。我告诉她只是拿出来擦擦灰，她却抱住枕头，说那是她的东西，谁都不能看。
过了一会儿，药劲上来，她又睡着了。
我把铁盒拖出来。铜锁不大，锁孔里塞着一团棉线。我试了家里几把旧钥匙，都打不开。
第二天，母亲去医院复诊。我趁陪护帮她检查，回家找了个开锁师傅。
锁舌弹开时，盒盖扬起一层细灰。里面没有首饰，也没有存折，只有父亲的工作证、哥哥小时候的照片和几张发黄的布票。
最下面压着那叠黄纸。
我认得母亲的字。她年轻时做记录，横平竖直，后来手抖了，字会往右上方斜。
第一张写的是几个名字，涂改得很乱。第二张只写了老房的地址。翻到第三张，我看见上面写着遗嘱两个字。
纸不长，内容也不多。母亲写明，老房留给孙子陈远，陈强不得处置。
我从头读了一遍，又读一遍。那些字歪歪斜斜，却确实出自她的手。
落款日期在半年前。那几天她状态不错，能记清药名，还独自把父亲留下的衣服叠好。医生也说，那是难得的一段清醒期。
日期下面有另一个签名，王桂芬。名字旁写着见证人三个字，还按了红色指印。
我把纸放回盒盖上，坐在床边。窗外有人收废品，喇叭声一遍遍绕过楼下，听得人心里发空。
房屋依法在我名下，母亲无权把它安排给别人。我知道这一点。可纸上的每一个字，仍像是她当面又说了一次，我不配碰陈家的东西。
我想起她那天清楚地骂我败光家产，想起她病中念了无数遍陈远。原来不是糊涂时随口叫错，她早有安排。
手机响了，是购房人催最后的手续。他们女儿的婚期定下了，旧房也已经退租，希望我在四十八小时内补齐交房材料。
我说家里出了点事，想缓几天。对方沉默片刻，提醒我协议写得清楚，再拖下去就算违约，定金和相关损失都得按约处理。
电话刚挂，医院又打来。
陪护在那头说，母亲检查时突然喘不上气，人已经送进抢救室，让我赶紧过去。
我抓起铁盒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那张黄纸装进文件袋。纸边擦过手背，粗糙得像旧墙皮。
医院走廊挤满了人。王桂芬已经到了，站在抢救室门外，见我抱着文件袋，脸色一下变了。
我没有问她，只隔着透明窗口看母亲。她脸上扣着氧气面罩，胸口起伏很急，手背上贴满胶布。
医生出来说明情况，说母亲病情不稳，今晚要严密观察，后续治疗费用得先准备。
我去窗口交钱。刚到账的款项还在卡里，刷出去时没有犹豫。机器发出轻响，吐出一长串单据。
回来后，王桂芬盯着文件袋，问我是不是动了铁盒。
我把黄纸拿出来，展开在她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
她看见自己的签名，先抬眼望向抢救室，随后把手缩进袖口。
“你妈写得明明白白。”
“陈远知道吗？”
王桂芬没有回答。她只让我把纸收好，说母亲现在病成这样，别在医院争。
购房人的催促消息又亮了起来。四十八小时，从下午签收通知时开始算。超出期限，对方不会再等。
黄纸上写着，老房留给陈远，陈强不得处置。落款是母亲最后一次神志清醒的日期，见证人竟是王桂芬。
抢救室的灯整夜亮着。若暂停交易，我赔不起定金和相关损失，母亲的后续费用也没了着落。
若继续，我又像是在亲手毁掉她最后留下的心愿。
那个多年没有回来的陈远，究竟知不知道这张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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