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五岁这年病了一场，右腿落地发飘，端碗时手也不听使唤。出院第六天，我买了张回老家的车票。
二十年了，我一直觉得刘秀兰还住在那间旧屋里。她脾气软，离开我也没别的去处。我只要开口，她总该跟我回城。
村口的水泥路新铺过，我拖着腿走得慢，鞋底沾了一层黄泥。院门虚掩着，门环上积了灰，墙根的蒿草高过膝盖。
我喊了两声秀兰，没人答应。推开里门，一股潮冷味迎面扑来，屋里空荡荡的，桌椅和铺盖都不见了。
灶台落着厚灰，水缸干得见底。窗台有几粒老鼠屎，墙角挂着破蛛网。这里不像临时出门，倒像很久没人回来。
我扶着门框，右腿突然没了力气。膝盖磕在门槛上，半边身子跟着滑下去，裤腿蹭满了土。
我喘了好一会儿，才摸出手机。刘秀兰原来的号码还是停用，陈浩那边响了几声，直接断了。
隔壁院门吱呀一响，王桂芬挎着菜篮出来。她盯着我看了半天，嘴唇动了动，却没问我怎么才回来。
“秀兰呢？”
她把菜篮放到地上，从夹袄内层摸出一个硬纸封套。封口磨得起毛，她按在手里，没有马上递给我。
“国梁，有些事，你先坐稳了再看。”
风从空院里穿过去，吹得铁门轻轻磕墙。我靠着门框，想站起来，右脚却怎么也踩不实。
01
二十年前，我三十五岁，在城里一家建材公司管仓库。说是主管，手底下只有四个人，可回到老家，别人还是叫我陈主任。
刘秀兰比我小一岁，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头发用黑皮筋扎着，鞋面沾了泥也不在意。她进城后，连菜市场都不敢一个人去。
那年厂里分了一间宿舍，我把她和十一岁的陈浩接来住。屋子小，一张床贴着墙，吃饭只能支折叠桌。
秀兰说话嗓门不低，见了我的同事，总爱问人家吃没吃。别人笑着应付，她还把从老家带来的花生往人手里塞。
有一回仓库聚餐，她穿着那件蓝褂子来给我送钥匙。裤脚沾着泥点，手里还提着一兜煮鸡蛋。
老赵接过鸡蛋，笑着说嫂子实在。等秀兰走远，旁边有人问我，她是不是一直在村里种地。
我嘴上说劳动不分贵贱，脸却一阵发热。那天晚上回去，我嫌她走路拖鞋，吃面出声，还嫌她不该随便进仓库。
她坐在床边补陈浩的校服，针尖在头发上蹭了一下。
“我给你丢人了？”
“不是丢人，你得学着像城里人。”
她低头咬断线头，再没接话。陈浩趴在桌上写作业，铅笔停了很久，直到我催他才重新动。
后来单位换了新领导，仓库也要评先进。我越发在意别人怎么看，恨不得家里每样东西都摆得齐整。
秀兰不会用煤气灶，第一次点火烧焦了眉毛。她怕浪费，买菜总挑便宜的，回家还要告诉我省了几毛钱。
我听着就烦。她越小心，我越觉得她上不了台面。有同事来串门，我宁愿说她回老家了，也不愿叫她出来坐。
那年秋天，我提议让她带陈浩回去。说城里开销大，孩子在这边插班也不适应，老家有人照应，日子更清静。
秀兰正在择豆角，听完后把烂豆荚放到一旁。她没吵，只问我，是回去住些日子，还是以后都不来了。
“先住着吧，等条件好些再说。”
这句话说得轻巧。我当时连自己都不愿细想，所谓条件好些，到底是哪一天。
陈浩不肯走。他抱着刚领的新课本，问我能不能留在城里。我说仓库忙，没空接送，也没人给他做饭。
孩子看向秀兰。她把豆角装进盆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叫他去收衣服。
临走前一晚，她把我的衬衣洗净熨平，又将冬被晒了一整天。屋里有股太阳晒过棉花的味道。
我靠在床头算账，说每个月会寄生活费。夫妻还是夫妻，我不会不管她和孩子。
“寄多少？”
她问得很轻，像怕这句话惹我生气。
我说先寄两百。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不到一千，两百听着不算少。她点点头，没再讨价。
第二天我送他们去车站。秀兰背着帆布包，手里拎着脸盆，陈浩跟在后面，肩上压着旧书包。
车快开时，她隔着窗子叫我过去。我以为她要叮嘱汇款，心里已经有些不耐烦。
“国梁，浩浩十一岁，生日是腊月初九。你记着。”
我朝车里摆了摆手，说路上看好行李。广播催着送客的人离站，我转身走了，没有回答她。
出了车站，我先去理发店剪了头发。晚上回宿舍，那张床突然宽了不少，桌上的搪瓷杯也只剩一个。
我坐着抽完一支烟，把两百块钱夹进汇款单。写收款人时，笔尖顿了一下，还是工工整整填上刘秀兰三个字。
02
第一个月，我提前三天把钱寄了出去。柜台人员盖下红章，我把凭据折好，塞进抽屉最底层。
过了几天，我给老家小卖部打电话。老板扯着嗓子去叫人，我握着听筒等了十多分钟，才听见秀兰喘着气说喂。
“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就行，家里都好吧？”
她说都好，陈浩刚开学，校服大了一截。我没往下问，只提醒她别乱花钱，下个月还是这个数。
陈浩被叫来接电话。他叫了一声爸，后面便没话了。我问学习怎么样，他说还行，又说老师催着交本子。
我听见旁边有人买酱油，便让他听母亲的话。挂断后，长途电话计费器上的数字让我心疼了半天。
往后的日子差不多。每月领工资，我先寄两百，早几天晚几天都有，但从没断过。
凭据越攒越厚，我找了根橡皮筋捆好。偶尔夜里睡不着，拉开抽屉看一眼，心里便踏实些。
单位有人打牌喝酒，我很少掺和。别人问我怎么总一个人过，我说老婆带孩子在老家，等孩子大些再接回来。
这话说过几次，连我自己也信了。只要钱按月送到，我就不算把他们扔下，至于什么时候接，没必要急着定。
第二年春节，我值班，没有回去。秀兰在电话里说腊肉已经腌好，问我初几到家。
我说仓库离不开人，等开春再说。陈浩在旁边喊了一声爸，我听见鞭炮响，随后线路断了。
开春仓库盘点，我又没回。到了端午，雨水多，去老家的班车停了几趟，我索性把假期留到年底。
年底领导让我看守一批新到的瓷砖。我在宿舍吃了碗速冻饺子，第二天照常去上班。
有时也觉得亏欠。看到街上有人骑车带着孩子，我会想起陈浩坐在车站长椅上，鞋尖够不着地。
可这种念头留不久。仓库一忙，叉车声和点货声挤在耳边，我顾不上别的。晚上回去，灯一关也就过去了。
几年后，陈浩的声音变粗了。接电话时，他不再叫爸，常常是秀兰把听筒递过去，他只说一句在写作业。
“你跟爸多说两句。”
“没什么说的。”
听筒那边传来凳子挪动的声音。秀兰重新接过来，替他解释孩子大了，话少，叫我别放在心上。
我反倒觉得省事。男孩子总黏着父母，长大也没出息。只要他不惹事，成绩过得去，我没什么可操心的。
秀兰每次说家里平安，却渐渐多问了一件事。她问我还住不住原来的宿舍，通信该往哪里寄。
“问这些干什么？”
“怕以后找不到你。”
我说单位不会跑，有事打电话就成。那阵子宿舍楼整修，我搬去城南租住，嫌解释麻烦，没把新住处说清。
再后来，仓库给主管装了座机，我换了呼机，又换了手机。号码一长串，我自己都记不牢，只让她打单位总机。
秀兰问过几次新号码。我不是正在装车，就是陪客户点货，总说晚上再告诉她。可到了晚上，谁也没有再打。
她仍旧每月去小卖部等电话。冬天风大，话筒里常有呼呼声。她说陈浩长高了，旧棉裤短了一截，我嗯一声，问钱到没到。
只要她说到了，我便能放心挂断。别的事，她既然没开口，我就当没有。
后来小卖部装了新电话，接听一次要收费。我们的通话越来越短，有时不到一分钟。
陈浩十五岁那年，我问他期末考了多少分。他沉默一阵，说成绩单早就发了。
“发了你就说，吞吞吐吐干什么？”
“你知道我上几年级吗？”
我一时没答上来，只记得他十一岁回的老家。算了算，应该是初中，却分不清初二还是初三。
他在那头笑了一声，不大，像鼻子里出了口气。随后听筒被放在桌上，脚步声渐渐远了。
秀兰来接电话，说孩子最近脾气别扭，让我别训他。她又问我住址是不是变了，号码能不能留一个。
“仓库正忙，回头再说。”
我听见有人喊卸货，顺手挂断。那个月，我把两百块提前寄了五天，还特意用了加急。
拿到凭据后，我把它压进抽屉。橡皮筋已经勒得发紧，纸边整整齐齐，看上去比许多人的日子都可靠。
03
五十五岁那年入秋，我在仓库核对一车瓷砖。刚写完半页数字，笔突然从右手滑了下去。
我弯腰去捡，右腿却像踩进棉花里，身子撞在货架上。嘴里发麻，想喊人，吐出来的声音含含糊糊。
老赵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轻度脑梗，送得及时，先住院观察，往后还得按时吃药，慢慢恢复。
头两天，我连筷子都夹不稳。稀饭送到嘴边，半勺流在病号服上，黏糊糊贴着胸口。
同病房的人有妻子守着，夜里翻身，有人递水。我的床头只有药袋和老赵买来的两根香蕉。
单位来了几拨人。领导让我安心病休，同事凑钱买了牛奶。大家坐十来分钟，说几句宽心话，也就回去了。
老赵多留了一会儿，帮我洗了饭盒。临走时，他问我要不要通知家里人，我说不用，小毛病。
话说出口，我看了眼右手。它搁在被子上，时不时轻轻发颤，像不是长在我身上的。
出院那天，老赵替我办完手续，把我送回出租屋。他烧了壶水，又去楼下买了面条和鸡蛋。
“我晚上还得接孙女，明早再来。”
“你忙你的，我能行。”
门一关，屋里只剩冰箱的低响。我拄着医院给的手杖去厕所，十几步路，后背出了一层汗。
煮面更麻烦。锅里的水沸了，我撕不开面条袋，急得用牙咬。鸡蛋滚到地上，碎在灶台边。
我扶着桌子站了很久。窗外有人收衣服，衣架碰得叮当响，隔壁饭菜的油香顺着门缝钻进来。
这时候，我想起了刘秀兰。她手脚麻利，早年在城里时，天不亮就能把粥熬上，还会把咸菜切得细细的。
我们没离婚，她还是我妻子。我病了，她回来照料，本就是应当的。何况这些年，我的两百块从没断过。
抽屉里的汇款凭据还在。我取出那一捆纸，放到桌上数了数，橡皮筋已经老化，一碰就断成两截。
心里有了底，我翻出旧通讯本，拨了老家小卖部的号码。先是忙音，再打过去，成了空号。
刘秀兰早先留给我的号码也停用了。机械的女声一遍遍提醒，我听得烦，把手机扔到床上。
陈浩的号码，是前几年汇款方式改动时留下的。我很少打，通讯录里只存了一个浩字。
铃响了很久，他才接。那边有键盘声，像还在上班。
“我是你爸。”
“我知道。”
我问他现在做什么，他说做会计。我又问在哪个单位，他只说物流企业，不肯多讲。
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他已经三十一岁。至于住哪儿、成没成家，我一概不清楚，问起来自己也嫌绕。
我把病情说得重了些，告诉他右腿不灵便，一个人在城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你妈号码怎么停了？”
那边没出声。键盘声停了，只剩很轻的呼吸。
“让她收拾一下，回城照顾我。住处还是原来那一带，到了给我打电话。”
陈浩仍旧沉默。我等得不耐烦，抬高嗓门问他听见没有。
许久，他才说：“你的意思，我听见了。”
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电话挂断以后，我坐在冷掉的面条前，直到汤面结起一层薄皮。
04
第二天下午，我又给陈浩打电话。右腿比早晨僵，脚腕一抬就酸，心里那股火也跟着往上拱。
“你跟你妈说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说？”
陈浩停了一会儿，说这件事该由我自己开口。他不替任何人传话，也不会劝母亲做决定。
我把手杖往地上一顿。楼板发出闷响，杯里的水晃出来，顺着桌沿滴到裤腿上。
“她是我老婆，我病了还不能叫她回来？”
“你可以叫，她也可以不来。”
这话像从陌生人嘴里说出来的。我盯着手机屏幕，怎么也不能把那个冷淡的声音，和车站里背旧书包的孩子放到一起。
我提醒他，这些年生活费从没少过。每月两百，逢年过节有时还多寄几十，我手里全有凭据。
陈浩问我，除了汇款，还记得什么。
我一下没接上。想说他的生日，脑子里只浮出腊月初九，至于今年他多大，还是昨天刚问清的。
“我养了你，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先别说养我。”
他的声音不高，却硬得很。随后又说，他不会逼母亲回去伺候一个二十年没见几面的丈夫。
我胸口发堵，刚要训他，电话已经断了。再拨过去，只响不接。第三次，干脆被按掉。
老赵来看我时，带了一袋馒头。他见锅还是昨天那口锅，便挽起袖子，把发酸的面条倒进垃圾桶。
我问他，一个女人跟丈夫没离婚，丈夫病了，是不是该回来照顾。老赵搓洗着锅沿，没有正面回答。
“家里的事，不能只问该不该。”
“我给了钱。”
他把锅放回灶上，抬头看我一眼。那目光停得很短，却让我不舒服。
我不再说了。等他走后，我把汇款凭据装进布包，又带了换洗衣服和药。
既然儿子不肯传话，我就自己回老家。刘秀兰见了我这副样子，不可能真把门关上。
第二天清早，我去长途车站。售票员见我拄着手杖，给我安排了靠前的位置。
车开出城，路边的楼慢慢矮下去。右腿窝在座位间，伸不直，也弯不住，每颠一下都酸到腰里。
中途休息，我下车上厕所。台阶只有三级，我却挪了半天。后面有人着急，从旁边绕过去，鞋底蹭了我的手杖。
从前这点路，我两步就能跨完。如今拎着一个小布包，竟像背着一袋水泥。
下午到了镇上，去村里的客车已经停了。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司机嫌路远，要价比平时高一倍。
我没还价。车斗里灌风，吹得嘴角发麻。熟悉的田地一块块退到身后，村头多了几排新砖院。
刘秀兰住的那处旧院还在最里面。门上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锁头蒙着一层暗红的锈。
我喊了几声，无人应答。院墙内的枯草高出墙沿，风一吹，刷刷地蹭着碎瓦。
按我的想法，她就算出去走亲戚，也该把院子收拾干净。眼前这副样子，倒像很久没人落脚。
我绕到侧面，想从矮墙看看里面。右脚踩上一块砖，腿突然打晃，险些栽进沟里。
隔壁有人推门出来。王桂芬挎着菜篮，头发比记忆里白了大半。她认出我后，脚步慢了下来。
“桂芬姐，秀兰去哪儿了？”
她看看我，又看看那把锁，脸上的神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早就料到。
“你是回来找她，还是回来找人伺候你？”
我的脸一热，手杖陷进泥里。她没再追问，只放下菜篮，转身回院里取来一串钥匙。
05
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次才拧动。王桂芬把锁取下来，却没有替我开门。
“秀兰把钥匙留给我，叫我偶尔看看院子。”
“她去哪儿了？”
王桂芬侧身让我自己推。我心里还存着一点侥幸，觉得刘秀兰或许只是住到亲戚家，过阵子就回来。
门轴拖着地，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灰尘从门缝里扑出来，我咳了几下，撑着手杖跨过门槛。
屋里比院子还冷。炕上没有被褥，墙边的柜门半开着，里面一件衣服也没有。
那张用了多年的方桌也搬走了，只留下四块颜色较浅的印子。窗纸破了一角，风钻进来，吹动地上的干草叶。
我走到灶间。铁锅、菜板、碗筷，全都不在。水缸底积着灰，灶膛里只有几块受潮的木炭。
“她什么时候走的？”
“三年前。”
王桂芬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她说得平平常常，我却怀疑自己听错了，回头又问了一遍。
“三年前就不住这儿了？”
她点头。院外传来鸡叫，有人骑电动车经过，铃声响了两下，很快又远了。
我算了算，这三年我照样每月寄钱，汇款也没退回来。刘秀兰既然离开，为什么一句也不告诉我。
“她进城了。”
我握紧手杖，盯着王桂芬。城里这么大，她能去哪儿，又能投奔谁，我脑中一个人名也找不出来。
“跟浩浩住。浩浩媳妇也在，一家三口过日子。”
她说陈浩已经结婚，儿媳叫周敏，今年三十岁。两口子都在城里上班，三年前把刘秀兰接了过去。
我站在灶门边，脚下像踩着一块松动的砖。陈浩结婚这件事，我竟是从邻居嘴里听说的。
“他什么时候结的婚？”
王桂芬看着我，没有回答。那眼神比一句难听话更堵人，我只好转过身去。
墙角有个空纸袋，上面还能看见几个褪色的字，是我早年寄钱时用过的式样。
我捡起来，袋底已经被虫蛀出小洞。里面什么也没有，连一张旧凭据都没留下。
“她走了，钱谁领的？”
“这得问她。”
“她既然跟儿子住，为什么还收我的钱？”
王桂芬皱了皱眉，让我别站在这里算。想知道什么，见了人当面问，隔着二十年猜不明白。
我不爱听这话。二十年是分开住，不是断绝关系。我每个月寄钱，逢年过节也打电话，怎么就成了外人。
“她为什么跟陈浩住，不回来等我？”
话一出口，王桂芬像被噎住。她把菜篮挪到墙边，半晌才说，谁也不能在一个地方等一辈子。
我扶着灶台想坐下，却发现连只凳子都没有。右腿忽然抽了一下，膝盖重重磕在门槛上。
手杖滚到院中。我伸手去够，半边身子已经顺着门框滑下去，裤腿蹭满了灰。
王桂芬赶紧过来扶我。她力气不够，只能垫了个砖头，让我先靠着墙坐稳。
我喘得胸口发疼，额头都是冷汗。原先一路上想好的话，这时全乱了。我本来是来接妻子回城的，可她早有了别的住处。
更叫我难受的，是那个住处里有陈浩，有我从未见过的儿媳，偏偏没有我的位置。
“她过得怎么样？”
“挺安稳。”
王桂芬只说了这三个字。她回隔壁倒来温水，又把先前那个硬纸封套拿到我面前。
封套里是一张全家福。刘秀兰坐在中间，头发剪短了，穿着暗红色针织衫，脸比二十年前圆润些。
陈浩站在她左边，戴着眼镜，肩膀宽了。右边的年轻女人挽着她的胳膊，三个人靠得很近。
我看了几遍，才把那个男人和十一岁的陈浩对上。至于刘秀兰，她笑得松快，我记忆里几乎没有这种样子。
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城里的地址，字迹端正。王桂芬说，这是刘秀兰临走时留给她的，若村里有急事，可以按地址找人。
我问她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王桂芬把手缩进袖口，淡淡地说，我以前也没回来问过。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屏幕上是陈浩的名字。我以为他终于肯接我电话，划开后才发现是一条短信。
上面只有一行字：今晚六点前说明来意，过时别登门。
我推开老屋，炕上没有被褥，柜里只剩装汇款单的空纸袋。我腿一软跪在门槛上。邻居递来一张全家福，秀兰坐在儿子和儿媳中间，笑得像从没认识过我。照片背后写着城里地址，陈浩的短信同时亮着：今晚六点前说明来意，过时别登门。我一直认定秀兰二十年从没找过我，可那段空白里是否藏着能改写失联原因的来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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