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旧面包车停在街口，我妈从车上下来。
穿红毛衣，烫卷发，身边跟了个黑瘦的小伙子。
她走了快二十年，谁也没想到会挑这天回来。
我爸正蹲在老槐树底下看棋。
棋友捅了捅他：“老蒋，你家媳妇回来了。”我爸没抬头，把手里的黑子落在棋盘上，“啪”一声，很响。
当晚，一张皱巴巴的离婚协议拍在堂屋桌上。
我妈逼我爸净身出户。
我爸没接，只看了她一眼。
三天后，他从床头柜里摸出一只牛皮纸袋。
我妈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01
县城那条街还是老样子，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两边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半。我骑着电动车下班，拐过街口，一眼就看见那辆旧面包车。
车牌是省城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槐树底下围了一圈人，我爸蹲在最里面，手里捏着一颗黑子，盯着棋盘不动。
张富贵站在旁边，看见我，冲我努了努嘴，又朝面包车的方向努了努嘴。
没出声。
面包车副驾驶的门开着，地上搁着一只红色皮箱，箱角的滚轮磨得发白。
旁边站着个穿红毛衣的女人，烫着卷发，身材比走的时候臃肿了不少。
她正在四下张望，像是在认路。
我认得她。虽然二十年没见，但我认得她。
我从电动车上下来，脚踩在地上，有点发软。
我妈也看见了我。
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喊我的名字，却没有发出声音。
她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黑瘦黑瘦的，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婉清。”她喊了一声。
我没答话，推着电动车往前走。
她从后面追过来：“你爸呢？你爸在不在这儿？”
我停住脚，回头看她。
二十年没见，她的眼角添了皱纹，头发染过，发根一片白。
那件红毛衣穿在身上，袖子短了一截，露出半截手腕。
她跟着别人跑了二十年，回来的时候连件合身的衣服都没有。
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在家。”我说，“他在家。”
傍晚，我爸回了家。
进门看见我妈坐在堂屋的板凳上，脚边放着那只红皮箱。
他没说话，先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然后才开口：“回来了？”
我妈“嗯”了一声。
我爸又问：“吃饭没有？”
我妈又“嗯”了一声。
我爸没有再问，把水杯放在灶台上，转身进了里屋。
我听见他翻箱倒柜的声音，一阵窸窸窣窣，然后是一阵安静。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牛皮纸袋，黄褐色的，边角磨得发毛，封口缠着几圈橡皮筋。
他看了我妈一眼，把纸袋塞进床头柜最底下那格抽屉，锁上了。
那个动作很从容，像是在放一件每天都要摸一遍的东西。
我妈坐在堂屋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里屋的门，没有说话。
晚饭是我做的。
煮了一锅面条，切了两根葱，卧了三个荷包蛋。
我爸坐在主位上，一碗面吃得呼噜作响。
我妈坐在对面，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面条一根都没夹起来。
那个跟着她回来的年轻人坐在她旁边，头埋得很低，一碗面很快吃完了，自己又去盛了半碗。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马天磊。”
马天磊。马天磊？我脑子转了一下，马惠珍带回来的儿子。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三个字会在后面变成一个让我浑身发抖的名字。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传来蟋蟀的叫声，还有我爸在堂屋里铺被褥的动静。他把床让给了我妈，自己睡沙发。
我悄悄爬起来，光着脚走到里屋门口。床头柜的锁是挂上去的，不大，铜色的，在月光下泛着暗光。我伸手碰了一下，又缩了回来。
要是里面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爸不会当着我的面锁上去。他那个动作，不是防我，是在告诉我：这里面的东西，碰不得。
可是越是碰不得，我越是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爸照常出门下棋。他蹲在老槐树底下，摆开棋盘，跟张富贵杀了两盘。
张富贵一边落子一边问他：“老蒋，你家媳妇回来这事儿，你真不当回事？”
我爸连着吃了张富贵三个炮，才慢悠悠地开口：“饭还吃，棋还下，日子照过。”张富贵再没说话。
下午，我去了一趟蔡春燕家，送我妈做的辣萝卜。
蔡春燕是我爸的老同事，丈夫早逝，一个人过，住在街尾的老楼里。
她接过辣萝卜，看了半天，说了句：“你妈的手艺还没变。”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她做的？”蔡春燕笑了笑，没接话。
那笑容让我心里泛起了嘀咕。我妈回来的消息，蔡春燕怎么会知道？又怎么会一尝就知道这萝卜是她做的？
02
我妈在老宅住了下来，第二天就开始折腾。
一大早，她翻出户口本、房产证、土地证，坐在堂屋里一张一张地看。
看完之后，她把房产证拍在桌上，冲我说：“婉清，这房子写的是你爸的名字？”
我看了她一眼：“你说呢？”
我妈没接话，起身去了趟街口的复印店，把房产证土地证各复印了三份。
下午，她换了一件干净衣裳，去了趟街道办，回来又去了趟房产局。
天黑的时候，她才晃悠悠地进了家门，手里拎着一兜卤菜，扔在桌上：“吃吧，我买的。”
我爸看了一眼那兜卤菜，没动筷子。
我妈坐下来，一边拆袋子一边说：“向东，我打听过了。这房子和门面房都划进棚改征收区了，一套老宅加一间门面，补偿款下来，少说也是百八十万。”她说着，把一块卤猪头肉夹到我碗里，“咱们这么多年夫妻，虽然我没在这个家待多久，但法律上我还是你老婆。”
我爸搁下筷子，抬头看她。
“所以呢？”他的声音很平静。
我妈顿了顿：“所以，这钱得分我一半。”
我筷子上的猪头肉“啪”地掉回碗里。
我爸低下头，继续吃他碗里的饭，吃完了，把碗筷放进水池里洗了，然后出门去了街口。他蹲在老槐树底下，摆了一盘棋，一个人下了很久。
晚上，我给我弟蒋明熙打了个电话。
蒋明熙在省城一家互联网公司写代码，听他姐说完来龙去脉，在电话里骂了足有十分钟，最后摔下一句：“她还有脸回来分家产？我现在就买票回来！”
“回来干嘛？”
“回来把她赶出去！”
我挂了电话，揉了揉太阳穴。
堂屋里我妈的声音没有停过，她坐在沙发上，不停地说话，说这些年她在外面吃了多少苦，说她一个人拉扯马天磊有多不容易，说贾鹏那个王八蛋怎么骗她，说她在工地上搬砖一年把手都磨出了茧子。
我爸坐在门槛上，抽完了一根烟。
他始终没有回头。
晚上十点多，黄广安来了。
黄广安是我妈当年在鞋厂的厂长，六十多岁，瘦高个，戴一副老花镜。他进门看见我妈，愣了一下：“惠珍，你回来了？”
我妈别过脸去，没有应声。
黄广安在堂屋里坐了一阵，跟我爸下了一盘棋。
棋下得很慢，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
快十一点的时候，黄广安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停了停，回头看了我爸一眼：“那只袋子，还在？”
我爸点了点头。
黄广安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妈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黄广安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底下，声音干涩地问我爸：“什么袋子？”
我爸摇摇头：“没什么。”
我妈没有再问，但她站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三天后，董婶来了。
董婶在街口开小卖部，消息灵通得很。她递给我一把瓜子，压低声音：“你妈在城里欠了一屁股债。”
我手里的瓜子差点掉地上。
董婶又说：“我听我女婿说的，他在省城搞运输，碰见过你妈。她说她跟那个姓贾的散伙了，姓贾的把她赶出来，一分钱没给。”董婶嗑了一颗瓜子，停了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工地搬过砖，在饭店洗过碗，后来跟人合伙做生意，赔了，欠了一屁股债。”
“多少？”
董婶摇摇头：“具体多少我不清楚，听我女婿说，人家催债的放话出来，说是年底前不还清，就要把她儿子腿打断。”
我手里的瓜子壳掉了一地。她的儿子，马天磊。今年二十岁，刚上大一。
那天晚上，我回屋的时候，看见我妈蹲在院子里的水池边，手搓着一件衣裳。
搓着搓着，她忽然停住了，把脸埋进水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灯光很暗，她穿着那件红毛衣，头发散落下来，看不清表情。
我站在台阶上，看了很久，不知道该走过去，还是该退回去。
最后我退回了屋里。
我爸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副旧棋盘，黑子白子棋到中盘。他见我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她哭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爸没答话，把一颗黑子落在棋盘上，轻轻叹了口气：“她也知道回来。”
03
我妈开始跑房产局了。
她穿得很正式，头发也重新烫了烫，像个要去谈业务的女老板。
她上午出门，下午回来，回来的时候往往拎着一些东西，有时候是半只烧鸡，有时候是一兜橘子，有时候什么都不拎，脸色沉着。
那天下午，我在里屋改学生作业，听到堂屋里传来我妈的声音。
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了几个字：“评估单……补偿标准……能不能做？”
我放下笔，凑到门缝边。
我妈侧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手机贴在耳朵上，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张律师，我想过了，我跟他是合法夫妻，这房子是婚后盖的，门面房也是婚后建的，不管怎么样，法律上他得跟我分。”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妈的脸色变了变：“那如果他不同意呢？他要是耍赖呢？哎呀，你是律师，你总有办法的，大不了就上法院，我不怕丢人！”
她挂断电话，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两口，又掐灭了。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愣，把烟头丢进垃圾桶里：“你怎么不出来？”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了。
晚上，我妈放下筷子，忽然开口：“向东，我跟你说个正事。”
我爸夹菜的手没有停。
“我打听过政策了，婚内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是要分割的。这房子和门面房都是咱们婚内盖起来的，法律上怎么分都跑不掉我那份。”她说得很慢，像背书一样，“你要是识相，咱们签个协议，一人一半，好聚好散。”
我爸咬了一口馒头，嚼了嚼，咽下去，问了一句：“你要离婚？”
“不然呢？”我妈的声音高了半截，“我回来不是跟你过日子的。”
我爸又咬了一口馒头：“你回来那顿饭，我还以为你是回来过日子的。”他说得很平静，没有嘲讽的意思，倒像是真的这样以为。
我妈没有接话。堂屋里的气氛僵了很久。
我低头扒饭，余光扫过马天磊。
他一直低着头吃饭，夹菜的动作很轻，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但他从头到尾没有看过我妈一眼。
他明明是我妈带回来的，却比谁都像个外人。
吃完饭，我妈又出门了。她说是去街上走走，但我知道她肯定又去了趟房产局。
我爸坐在沙发上，擦完棋盘，起身去里屋，拿那只牛皮纸袋。
那只袋子就放在床头柜最下面那格抽屉里。
我爸打开抽屉，没有着急拿出来，而是坐在地板上，看着那只袋子发了一会儿呆。
他伸出手，摩挲着纸袋的边缘，手指很粗糙，指关节有点变形，那是常年骑自行车、搬化肥落下的毛病。
过了一会儿，他抽出纸袋，解开橡皮筋，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床上。
我站在门缝边，看见第一张是一张泛黄的纸，折了好几下，折痕处泛着毛边。他打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又仔细叠好，放回去。
第二张是一张裁定书模样的纸，纸面硬挺，印着国徽。我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放回去。
第三样东西，是一只存折。那存折已经很旧了，蓝皮的，边角磨得发白。
我爸把存折翻开，看了很久。
他没有数钱，也没有看余额上的数字，只是看着存折内页的名字，看了一会儿，又把存折合上，放回牛皮纸袋里，锁进抽屉。
他起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眶红了一圈。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哭。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只牛皮纸袋里锁着的，可能不是房产证，不是存折，不是他准备反击我妈的证据——可能是他这二十年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第二天，我趁我爸出门下棋，用一根铁丝把床头柜的锁捅开了。
抽屉里只有那只牛皮纸袋，孤零零的。我解开橡皮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抽出来。
一张泛黄的横格纸，纸边卷起，上面有钢笔写的字，歪歪斜斜的：“我马惠珍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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