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山东济南造纸厂，一名外国工人突然成了“美国特务”。北京来的红卫兵要把他带走，工友们却把他藏了起来。消息传到中央后，周恩来明确表示：“温纳瑞斯是国际和平战士，任何人都不能动他一根毫毛。”这句话，保住了一个人的安全，也让一段特殊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
这个被工友们称作“老温”的人，原名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祖父是希腊移民。温纳瑞斯年轻时赶上经济大萧条，工作难找，生活窘迫，后来报名参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美国，却依旧没有稳定职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已经二十八岁的温纳瑞斯再次入伍。入朝后，他逐渐发现，战场上的宣传与真实处境相差甚远。
有一次，他在医疗站看到两名士兵躺在担架上，便对医生说：“请先救他们。”后来他才知道，那两人是为了逃避战斗，故意把腿打伤。这个细节让他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究竟在为谁作战。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11月27日前后，长津湖地区战事激烈，联合国军向南撤退。温纳瑞斯在混乱中与部队失散，随后被志愿军俘虏。后来他回忆说，自己“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场战争，又稀里糊涂地成了俘虏”。
被俘之前，他听到的全是关于志愿军的恐怖描述，心里十分害怕。可在转移途中，他看到志愿军用钱向朝鲜百姓购买粮食，再分给俘虏食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军官还用英语安慰他们：“不要害怕，战争的责任不在普通士兵。”
这类小事，比口号更能改变一个人的判断。
战俘们辗转数月，最终被安置到鸭绿江畔的碧潼战俘营。那里条件并不优越，空袭、物资短缺始终存在，但管理人员仍尽力改善战俘生活，安排医疗、读书和体育活动，也允许他们给家人写信。
温纳瑞斯一直记得那支黑色中国钢笔。每名战俘都领到信纸、信封和钢笔，营方承诺把信寄出去。美国士兵霍兰德是文盲，别人写信时，他只能坐在一旁流泪。志愿军发现后，专门把他带去学习。几个月后，霍兰德重新回到营地，已经学会了写信。
战俘营还组织过运动会，篮球、足球、排球等项目都有安排。英国和平人士莫妮卡·费尔顿参观后，曾感叹那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战俘营，更像一所学校。温纳瑞斯后来多次提到，碧潼让他接触到书本，也让他重新认识了中国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战俘遣返问题却没有简单结束。部分战俘不愿回国，经过甄别和协商，一些美国、英国士兵选择前往中国。温纳瑞斯没有把这个决定当成一时冲动。他说：“我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寻找自己愿意相信的生活。”
1954年2月，温纳瑞斯等人抵达中国，受到接待。中国红十字会为他们安排了不同去向，可以进工厂、上大学、到农村，也可以暂时不参加工作。温纳瑞斯出身工人家庭，选择了进厂，后来被安排到济南造纸厂。
工友们起初觉得他的本名拗口，便亲切地叫他“老温”。他会说一些简单中文，性格开朗，愿意和大家聊天。那个年代，政治宣传中常把美国称为“美帝国主义”，但工人们很快分清了国家政策与普通人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因为他的美国出身而排斥他。
1963年，在工厂推荐下，温纳瑞斯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四年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谋求更轻松的工作，而是回到济南造纸厂。工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还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干活。”
也正因为如此，1966年那场风波来临时，工友们没有袖手旁观。北京来的人员指认他是“美国特务”，准备把他带走。工友们一面保护他，一面设法拖延，并把情况逐级反映上去。周恩来得知后作出明确指示，要求任何人不得伤害温纳瑞斯。
这位曾经的美军士兵，最终没有被送往北京，也没有遭到进一步冲击。对当时的济南造纸厂工人来说，老温不是抽象概念中的“外国人”，而是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的同事。
1976年，温纳瑞斯回美国探亲，原本只打算停留半年，却因各地邀请演讲而延长到11个月。他向美国公众讲述战俘营经历和在中国的生活，引起广泛关注，也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
1983年，他再次回美国看望母亲。老人已经九十六岁，听完儿子的经历后只说了一句：“中国人对你这么好，你要对得起中国人民。”
2000年，温纳瑞斯第三次回美国，停留半年便返回中国。有人问他为何不留在美国，他回答，那里有自己的出生地，却没有后来建立起来的家庭和生活。对他而言，济南的工厂、妻子、儿女和朋友，早已成为无法割舍的归属。
2001年12月18日，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在济南去世，享年八十岁。他始终没有等到重返碧潼战俘营的机会。那座位于鸭绿江边的营地，却从一个美军士兵的俘虏经历，变成了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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