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这个世界还少一把椅子么？|deco|家具|椅子|竹子|竹材|简牍|莫兰迪|韩轶

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椅子，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把？

班兰与John Pawson从一种古老的材料重新开始，在竹子的文化记忆与当代生活之间，寻找一种新的语言。“简牍”的诞生或许只是第一天，而在它真正来到世间以前，已经经历了选择、挑战、等待与漫长的创造。此后，光和风、身体与生活将继续参与它的创造。最终，创造的哲学在于此：让一件新的事物离开创造者的手，在时间中完成它自身。

在纸张出现以前，人们曾经把竹子削成狭长的竹片，用绳索编连，在上面留下文字。一个字挨着另一个字，一片竹连接另一片竹。那些被书写下来的律令、信件、历史和思想，在漫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简牍”的东西。那时的竹子，是文字的身体，也是时间的载体。

两千多年以后，我们再次回到竹子，以另一种方式书写。竹子从未离开中国人的日常。它生长迅速，轻而坚韧，从建筑到器物，从竹几、竹榻到竹椅、竹凳，在漫长的生活史中不断改变形态。轻、空、透、重复，并非现代主义赋予竹子的语言，它们很早就存在于材料自身的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习惯把家具明确划分为室内与户外，但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如此泾渭分明。庭院、廊下、树荫，原本就是居所的一部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可以跟随身体，在内与外之间移动。一件家具因此并不只属于一个空间。它属于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时间回环里，一组新的竹制家具出现了，它被命名为“简牍”。

这是班兰与John Pawson的第三次合作，也是Pawson第一个完整的户外家具系列。“简牍”，这个名字来自造纸术发明以前用于书写的竹简与木牍，它首先是“对这种材料自身历史传统的一种致敬”。

而致敬过去，并不意味着复制过去。真正的问题恰恰是，一种如此古老、如此容易被辨认，也承载了如此强烈文化联想的材料，到了今天，还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语言？

故事的起点很小。

John Pawson记得，就在这套家具的构想产生之前，班兰曾经送给他一双筷子，装在一个非常漂亮、非常优雅的竹盒里。“竹盒外部那种环绕、束合的结构，让我产生了以这种方式来做家具的想法。”

为什么偏偏是竹子？班兰创始人韩轶的回答出人意料。恰恰因为竹子对于一个中国品牌而言太容易成立，它才值得成为一道题。竹子天然携带着东方、中国、传统的文化联想，也极易滑向一种表象化的表达。在韩轶看来，真正的高手未必需要一个前所未有的题目，越是熟悉甚至近乎俗套的命题，越可能检验出创作者能否从中做出意外。所以，把竹子交给Pawson，本身就是一次有意的挑战。

Pawson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难题：“如何用一种优雅而简洁的方式使用竹材，同时又不落入俗套，是非常困难的。”最终，他选择穿过附着于竹子的文化符号，重新回到材料自身的结构与可能。

于是，一根根纤薄的竹集成材构件被并置、弯曲、连接。重复的线条构成椅背、扶手与坐面，空气、光线和视线仍然可以从中穿过。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真正困难的部分反而被藏了起来。连接竹条的“穿带”构件隐入家具内部，只有俯下身才能看见；曲面成型、构件接合与结构稳定的问题被一一解决，最终留下的，是一种近乎不费力的轻盈。竹材促使Pawson进一步删减形式，“只留下结构上真正必要的部分”。极简在这里不再只是关于“少”的视觉风格，而更接近一种准确：还有什么可以去掉？什么必须留下？

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单向的。对Pawson，这个命题必须足以激发创作欲望；对班兰，它又必须具有真正的实现难度。一个陌生的材料迫使设计师走出既有语言，而设计师提出的结构，又反过来逼迫制造者去解决曲面、连接、结构稳定与长期耐候等新的工艺问题。

韩轶把这样的关系称为“互相激发”。好的合作，并不是彼此重复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在足够同频和信任的基础上，把对方推到原来不会自然抵达的位置。“互相激发要有基础”，双方首先必须彼此认可，否则激发也可能变成“互相摧毁”。

Pawson为什么能够接住这样一道题？韩轶把答案归纳成三个词：律己、敏感、天分。

天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天分如果失去敏感，也可能逐渐枯萎。一个创作者必须持续对周围的事物保持感知——景物、物象、诗歌……一切都可能滋养这种天分。更重要的则是律己。在不断变化的潮流、意见与诱惑之中，知道什么属于自己，并长久地打磨它。在韩轶看来，这是Pawson四十多年设计生涯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才会是一种既东方、又当代，同时又保持极简的设计。

韩轶记得不久前看莫兰迪画展时读到艺术家本人的创作自述：“我画一幅画，然后从中看到新的发展可能。于是我再画一幅，然后再画一幅。”这个念头很像他自己的心境。对于班兰而言，答案也近乎如此简单：“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世界有一点不一样。”落实到一件具体的家具，不过是相信自己仍然可以做出一件比之前更好一些的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市场。相反，韩轶对商业有一个很直接的判断：“商业贵在不同。”当所有人都在追逐速度、热点与不断出新的时候，趋同反而是危险的。不跟随同一种商业速度，对他而言本身也是一种商业选择。市场并不只是一个需要迎合的对象，它也意味着找到那些能够识别这种差异、共享相近趣味和价值判断的人。在生意与创作之间，他看到的也不是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商业有它必须满足的功能与现实，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缝隙”，可以让一个人的品味、趣味与创造力在里面流淌。

这种判断，落实在一些几乎看不见的地方。一件原型完成以后，韩轶常常会把它“放一放”。过一阵，再回来看看。这个习惯来自早年学画画的经验：刚刚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人离它太近，反而看不见问题；离开两个月，再回来，许多东西会自己显现。观察、等待、不确定、犹疑、否定自己——在一个强调效率的时代，这些似乎都是笨办法。韩轶却说，自己慢慢变成了一个“笨拙的人”，而他为此感到高兴。

为了知道竹子在日晒雨淋几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班兰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找到放置在户外长达三年的竹材样本。随后，他们把竹材寄到伦敦。看到经过风化的竹子，Pawson说，这正是他想要的。

这一切，仿佛只是为了回答一个很小的问题：它老去以后，还美吗？正是这些看不见的时间，决定了一件东西最终呈现的面貌。班兰的产品研发并不以上市那一刻的光鲜为终点，而以持续、长久的使用为目标。为了结构、品质、做工以及一些肉眼甚至难以察觉的细节，可以反复测试。为了不向美感让步，也愿意承担工业生产上的复杂和麻烦。

从开始到完成，“简牍”用了696天。之所以愿意耗费如此漫长的时间，韩轶说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创造出的作品，很可能比创造它们的人活得更久。它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被不同的人使用，进入不同的人生和场景。所以，一定要负责，要有敬畏心。”在这里，时间不只是成本，也是判断和选择，是造物的一部分。

现在，“简牍”刚刚来到它的第一天。天然竹材仍然保留着柔和的颜色，但班兰已经预见了它未来的样子：风吹、日晒、雨淋之后，竹子会渐渐变灰，获得只有时间才能给予的温暖与层次。

“我期待看到这些家具逐渐改变颜色，记录下时间的流逝。”Pawson说。对他而言，时间有两个层面。一层发生在具体的物上：人的触碰、风雨和阳光会在竹材表面留下痕迹，这不是损耗，而是“为家具注入了生命”。另一层则越过一件物品有限的生命，指向设计本身：一件作品能否离开不断更迭的风格与潮流，在更漫长的时间中仍然成立。

Pawson的理解，与韩轶所说的“负责”，在这里相遇：作品离开创造者之后，并未真正完成。时间并不发生在设计之外，它本身就是设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