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搬走那天，帮他把最后一口樟木箱子抬上三轮车。箱子不大，死沉，里面装着他前妻留下的旧相册和几十本日记。他腰不好，蹲下去系鞋带时"哎哟"了一声，我伸手扶了一把，他摆摆手说没事。

三轮车突突突地拐出巷口，他回头冲我笑了笑。那笑跟三年前搬进来时一模一样——嘴角往上扯，眼睛底下两道纹路陷进去，但眼里头空荡荡的，什么情绪也装不住。

三年前他搬来的时候也是这表情，说是老伴走了两年，儿子在深圳，一个人在老房子待不住，找个有人的地方喘口气。我当时刚丧偶满一年，女儿给张罗着找了这处老年公寓，两人门对门，第一天就认识了。

他带了一箱书、两盆君子兰、一把用了二十年的紫砂壶。我帮他抬箱子上楼，他气喘吁吁地说谢谢老哥，以后咱们互相照应。我说好。

第一个月确实挺好。早上六点半他敲门，我俩一起去公园打太极，打完在早点摊吃碗豆腐脑，他加辣我加醋，各付各的。下午他看报我下棋，晚饭有时候凑一块儿，他炒菜我焖饭，吃完他刷碗我擦桌子。隔壁刘大姐笑我俩跟搭伙过日子似的。

我俩都没接这话。

第二个月开始不对劲。有天晚上他忽然敲门，手里端着杯热牛奶，说看你屋灯还亮着，给你送一杯。我说谢谢，接过来了。他站在门口没走，说老哥，你晚上一个人睡得着不？

我说还行，习惯了。

他点点头走了。后来连着好几天，他总找各种由头往我屋里来——借本书、还个碟、问明天几点起。有时候也没由头，就端着茶杯坐我沙发上，翻翻茶几上的报纸，半天不走。

我没多想。直到有个周末晚上，他喝了点酒，坐在我客厅里忽然说："老哥，要不咱俩搬一间屋得了。两张床并一块儿，说话也方便。"

我当时手里正剥花生，花生壳"咔嚓"一声裂开，我愣了愣，说："老周，你喝多了。"

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我一个人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她在厨房做饭的样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那种空，那种黑沉沉的夜里连个翻身的声响都听不见的空。我也经历过。但这跟搬一块儿睡是两码事。

我说老周，你要是睡不着，咱俩可以调调作息，晚上多聊会儿天。但搬一间屋不合适，没那个必要。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酒杯放下了。那天晚上他走得很快，门带得有点重，"咔嗒"一声，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

从那之后他跟我客气了。不再敲门送牛奶，不再不请自来坐沙发。早上打太极还是照旧，但话少了。豆腐脑还是各付各的，可他吃完先走，不等我。

这种客气持续了大半年。直到上个月，他忽然跟我说要搬走，儿子在深圳给他找了房子，过去住一阵。我问他住多久，他说看情况。

收拾东西那几天，他把我叫过去一趟。屋里已经空了三分之二，他坐在那把紫砂壶旁边，给我倒了杯茶。

"老哥，"他说，"我想了想，你那天晚上说的话是对的。"

我端着茶杯没吭声。

"我是真睡不着。那种滋味你不知道——"他停下来，摆摆手，"你知道。咱俩都一样。但那不是搭伙过日子的理由。我当时就是想找个喘气的地方，找个人靠着。"

他喝了口茶，紫砂壶嘴对着窗外灰扑扑的天。"可后来我发现，光靠在一块儿不行。白天说说笑笑，晚上躺下来，身边多了个人，反而更想她。那种难受劲儿，比一个人还厉害。"

我把茶杯放下："老周，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他打断我，"你是对的。没那个心了，就别硬凑。凑一块儿也是两副空壳子，抱着也不暖和。"

三轮车走了之后，我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对面早点摊的老板娘探出头问："老周走啦？"

我说走了。

"你们哥俩不是挺好的嘛。"

"是挺好的。"我说，"他有他的路。"

往回走的路上，碰见隔壁刘大姐拎着菜篮子过来，问我晚上吃啥。我说随便。她说那上我那儿吃吧，炖了排骨。

我说不了，自己下碗面。

上楼的时候，楼道里飘着不知道谁家炒菜的香味，混着黄昏那种暗沉沉的暖意。我在老周门口站了一下，门锁着，门上贴着他临走前撕了一半的春联，剩个"安"字在风里翘着角。

掏钥匙开自己门的时候我想，老周说得对。搭伙过日子这事儿，年轻时候是情，上了岁数是伴。但伴跟伴不一样，心里头没那团火了，挤在一块儿也就是两床冷被子。

翻不出热乎气儿来。

晚上我自己煮了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面端上桌的时候，电视里正播着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我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呼噜呼噜吃了。

一个人的屋子，面汤的热气慢慢升起来，在天花板那儿散了。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