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安在《上海风物画》中称：“大概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再没有比上海的报纸和杂志那样的多而种类复杂吧？”正是在这样一种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市场化道路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获得了一种整体繁荣的可能。以下将以民国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为例，具体分析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如何促使上海成为全国新闻出版中心。
2023年7月20日，上海，游客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参观。视觉中国 图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埠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重镇，并在二十世纪最终确立中心地位。如此规模的集中度，其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多元中心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姚公鹤在追述上海发达的报业时说过：
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为沪报，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
而谈起上海报业之所以有此资格，姚公鹤认为，其中有三点原因：
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是也；
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
三、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因别种关系而报纸亦随以见重于世是也。（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
这与1930年代的另一位分析者有着异曲同工的目光，认为上海之所以坐着新闻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
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张静庐：《1933年的上海杂志界》）
上海地处江南，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最发达之区正在这里，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更使上海把江南本已拥有的经济优势放大，而形成了特大中心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对全国市场的巨大辐射能力。由经济发达带来工商业的繁荣，上海的金融与工商更冠于全国。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东南交通大枢纽的上海与全国正在发展的前所未有的交通条件对接良好，能够将上海的出版物较为便捷地送到全国各地，使上海这个商品交流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盛不衰。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向外敞开门户的通商口岸，也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商业城市。发达的工商经济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温床。
上海的报业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因此有着集约化的先天优势；又因其集中，而发生了“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报业“托拉斯化”的繁荣景象。（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名记者黄天鹏在1920年代路经上海时，曾记录过目睹的景象和心中的感叹：“在望平街一带看到几个大报馆雄伟的建筑物，想到内容定然有相当的设备。粤闽的报馆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黄天鹏说他看到望平街上许多报馆的街招和报摊上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异常的兴奋，也异常的流恋”。（黄天鹏：《新闻记者生涯的回顾》）
望平街上报馆林立
发达的市场与经济枢纽的优势不但造就了上海新闻出版中心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上海出版业的空间，构建了一个集约化、多层次、多类别的市场网络。上海的近代出版印刷业首先是由来华传教士开创的，他们带来了印刷机器，也输入了机器时代印刷出版的新观念。自晚清起，上海因其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出版事业就非常发达，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出版的有关西学翻译著作占了全国的80%。（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民国以后，上海最终确立了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成为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刊与出版社的城市，其出版社数目之多、出版图书品种之多，竟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王云五在《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中说，“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据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统计，当时全市共有大小书店260家，以资产论，在五百元以下的共49家，五百元至千元的有38家，千元至五千元的有77家，五千元至万元的29家，一万元至五万元的28家，五万元至十万元的5家，十万元以上的34家。1912年至1935年，中国350个出版机构、出版团体共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13300多种，其中单商务印书馆就占了3350多种，即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民国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心。从1912到1940年中国译书共达5299种，多半是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另据1936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的调查统计，当年上海出版的新图书达5721种，而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仅464种，上海出版的图书要占全国总计的90%以上。其中商务、中华和世界3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就占到全中国整个出版物的60%以上。
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规模不一，所经营的种类也各有特色，既有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大型综合类出版社，也有一些专业类的出版机构，比如专门出版美术画片、月份牌、年画为主的书局，以出版木版、石印线装书为主的扫叶山房、校经山房、千顷堂等。从这些出版机构的分布与经营状况来看，当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以出版为中心的商业文化运作中心。
集约化繁荣局面的形成，有赖于一些大型出版机构的规模示范效应，得益于像商务这样的以现代企业机制运作的大出版机构的诞生。当时上海最大的3家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世界，都是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不仅吸引了一般企业家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如商务前期就得到日本资金的加入）和金融业（世界书局的主要股东就有金融业的巨头钱新之等）的支持，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的规模，是以前的书商所不能想象的。
以出版巨擘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始建于1897年，创立时便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1903年商务与日本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金港堂的创始人原亮三郎谈成合资协议，中日双方各投资10万元，于1903年11月19日起，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到1922年其资本已达到200万元，成为一个有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先后在国内外各地设立了36所分馆，1000个销售网点。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不仅对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化产业成功的商业运营模式。商务创办初期即以多种经营的方式打开局面。为自己使用便利起见，馆内所需机械，各种印刷机如石印机、铅印机、打样机、切纸机、订书机、铸字机、碾墨机等，均能自行制造。在现代教育初兴之际，商务还制作仪器、标本、模型等，商务生产的这些辅助教具以其设计精巧、制作细致、便于教学而广受好评。1920年，商务还利用美国摄影师留下的摄影器材，建立活动影戏部，从事电影摄制活动。1926年，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从1920年到1927年，电影摄制公司共拍摄了28部影片。(《中国电影发展史》)商务还代理发行西书，这项业务在商务的经营中占有相当分量。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学说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读者对西文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商务较早注意到西书在中国的市场，1913年即开展此项业务，设置西书部，代理美国金恩（Ginn）公司等著名出版公司的书籍。《大英百科全书》即由商务印书馆寄售。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中国商务广告公司”，隶属于商务总公司的发行所，承揽该馆出版的书籍、杂志及公司临近地区的广告业务。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经营了许多和出版领域毫无关系的业务，如储蓄业务、代售胶鞋、租售影片、自制品业务等等，经营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1930年以后，王云五出任商务总经理，改组、充实编译所，完善商务的人才结构，进一步拓展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运营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历年来的资本与营业额的递增便可看出商务印书馆在商业上的空前成功：1897年商务创立时资本不过3750元，1901年即发展到5万元，1903年时，商务与金港堂合资，资本增加至15万元，全年的营业额为3万元，1905年商务的资本额骤增至100万元，1912年营业额达到181万元，1920年时为580多万元，1930年达到1200多万元，30多年增长了40倍。(参见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
商务印书馆全景。视觉中国 图
商务的成功，还得益于它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发达的发行网络。全国所有重要的城市都设有分馆、支馆；分支馆外，还有“现批处”、“特约经销处”，还有为数众多的经销店。商务发行所对门市的宣传陈列也非常重视。商务原设有交通科，1930年改称推广科，设调查、宣传、设计三股。1930年代，推广科人员多达四十余名，企业规定推广经费为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见商务对于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视。从1935年起，商务还接受读者的建议，门市采取开架陈列，原有的柜台一律撤除，店堂两旁改装书架，书籍按图书分类法分十大类陈放。既便利店员取书，也便于读者翻阅。商务还极为强调发行团队的培训和教育，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支专业的图书发行队伍。他们销售图书的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比如，发行全体职工义务推销某种图书，设立廉价部，将一部分热门图书以原价三折到四折充实到廉价书中，以带动残损书和滞销书的销售。
商务的成功带动了上海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涌现，如中华、世界等书局的创立。这些出版机构同样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并且也大多吸取了商务成功的管理模式，如设立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上海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及外埠的分支机构，一处三处内部分科分股办事。抗战之前，中华书局就已经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支局50余处，分销处1000余家。和商务一样，中华书局的业务也呈集约化发展。印刷厂除印本局图书外，还承接外来的印件，小至个人名片，大至有价证券、公债、邮票、香烟壳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烟壳就是由中华承印的）等。《申报》馆六十周年纪念，出版丁文江等人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4月）及分省地图，就是由中华书局印刷厂代印的。中华书局不仅印刷技术优良，而且拥有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中华的资本从成立时的25000元，陆续增加为60万元（1914年）、100万元（1915年）、160万元（1916年）、200万元（1925年）、国币400万元（1937年）。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据不完全统计，约在5000种（20000册）以上。它的组织和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一样，是合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其性质近乎托拉斯。这样的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少见的。”(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世界书局是1921年在沈知方的主持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书局除出版外，也开展综合性的业务。比如曾经设立信托部，专为顾客买物服务。凡上海的顾客想要购买外地土特产而该地设有分局的，都可以代购；或外埠顾客想要购买上海的货品，也可寄递办理。信托部还承接大小印件，后来因业务日益频繁，停办物品代购而改为专门的承印部。(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这些大型企业的出现，使中国的出版业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如此众多的现代出版企业诞生在上海，同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和融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整个上海社会经济的发达，也为上海的出版等文化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出版、发行与消费构成了良性的、彼此促进的循环模式，环环相扣，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出版文化市场。上海是图书生产的中心，也是图书集散的基地，同时上海本地更是图书消费的重镇，这也是支撑整个上海现代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成功的销售以及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是民国时期上海成为出版重镇的要素之一。二十世纪初以后，上海是东方最大的都市，亦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史研究专家唐振常先生就曾说，中国人民从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都市蘖生出来并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最初的和最佳的社会基础与土壤。市民社会中店员职员人数较多，知识程度亦较高，他们具有强大的文化消费需求。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消费市场，成为构造文化网络的社会基础。都市读者是近代出版业的基本受众，也就是出版行为的一个终端，同时也是一个中心市场。比如世界书局之所以发展成为上海六大出版社之一，就是靠在创办之初准确地捕捉住市民这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市民提供大量通俗文学读物，而夯实生存之基础的。又如，在民国上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良友杂志，也是在追随时代变化的步伐中不断拓展其读者群的。从1920年代末起，尤其是1929年以后，《良友》开始偏重女性读者内容的编写，针对的主要是家境良好的、受过教育的女子。杂志经常有关于每年巴黎时装展示会的最新消息，各季女装的发布，世界时尚潮流的变化，好莱坞女星的逸闻和生活，女子化妆品的使用介绍，有关抚育、教育孩子，家居布置等的指导，针对女性的广告也越来越多。在这一系列成功的商业运作策略下，良友杂志不仅成为当日时尚都市生活的创造者、引导者，而且也在极大范围内扩展了读者群，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力。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一方面，阅读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从求知还是从消闲的角度，都会中的人们大都接受了阅读与出版这种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民接受出版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出版成为构建近代上海的文化母体之一。社会受众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扩大了出版物的流通。
上海的新闻中心地位置，还取决于新闻出版业本身精密完善的内部组织。胡道静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一书中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例，介绍了上海报馆的内部组织，大概分为总理处、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四大部：
一、总理处下属总务、文牍、稽核、会计、收发、庶务各科。
二、编辑部下属电讯、本埠、经济、教育、文艺、翻译、探访、整理、校对考核、藏书各科；电讯之下又设收电、译电二股；文艺之下又设杂著、图画二股。
三、营业部下属发行、广告、推广、承印、收银各科；广告之下又设收稿、编校二股；发行之下又设定报、批报、票签、售版各股。
四、印刷部下属印刷、活版、浇铸、机械、制版各科：印刷之下又设印报、承印二股；活版之下又设新闻、广告、刻字三股：浇铸之下又设浇版、铸字二股；制版之下又设铜锌、木工二股。
上海的报馆有着如此完备的经营组织，也无怪乎她的新闻事业能够独步于中国。正如胡道静所说，相比于上海报馆“自己筑造的高大的洋房，有最新式的大架卷筒印机”，内地报馆则大都因陋就简，除掉编辑和营业二部以外，印刷，差不多都是托别家的印刷所代印的——能够自己有简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印报机的，已经算是很完备的了。通过和内地其他城市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上海报业的优势所在，也进一步直观地展现了上海新闻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上海的报业，还有着比其他地方更为发达的销售网络。望平街的报贩有他们自己的行业组织——捷音公所，协调内部竞争、保护同行利益。订户向报贩订报，不但省去邮局转递的邮资，报价还能打折，一般比报馆的定价要少四分之一。(参见洪煜：《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正因为发行也实现了集约化，销路就更有保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渠道如此畅达便捷，也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业兴盛的重要原因。
19世纪末期，上海《申报》早期的馆址。视觉中国 图
除此以外，上海还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报业教育和研究团体。上海之有报业教育，始于1920年圣约翰大学的报学系，最早是附设在普通文科项下。聘请密勒氏评论报金融编辑帕脱逊（D. Patterson）兼任教学。开设之初，报读者便达到四五十人。至1924年聘请武道（Maurice E. Votaw）来沪任主任教务，约大报学系的课程渐多，每学期的读者均有五六十人。继圣约翰大学之后，沪上各大学与商学院亦相继设立报学专科。成立于1925年的国民大学报学系延《时报》编辑戈公振讲授中国报学史、《商报》编辑潘公展讲授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讲授报馆管理、《商报》总编辑陈布雷讲授社论编写。这几位报人都可谓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时翘楚。而设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则聘请文学系名教授谢六逸为主任，课程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和实习考察五项。1931年沪江大学与时事新报馆合办了“新闻学训练班”，宗旨即为“以新闻学的理论和报馆实际的训练并重，俾养成新闻事业专门人才为目的”。由张竹平、汪英宾主持教务，因第一年试办成绩很好；翌年，沪江校方进一步添加学程，改称为新闻学科，隶属于商学院，并且组织指导委员，聘请著名报人史量才为主席，张竹平为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显光、严谔声、米星如、潘公弼为委员。再加上1929年由名记者顾执中还创办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创设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和《申报》馆设立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系统化的新闻学教育。正如复旦新闻学系的办理方针中所称的：
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之能远。(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
拥有了良好的新闻记者养成环境，才保证了上海在民国年间执新闻出版业牛耳的地位。新闻史家马光仁总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新闻教育的发展，认为其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心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闻教育体制的定型化。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成立为标志，师资力量较为齐备、管理制度日益健全，基本奠定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
（二）出现多渠道办新闻的新局面。早期上海的新闻教育是由学校与报人共同创办的，到1925年以后，就出现了社会人士联合知识界倡议创办新闻教育的局面。
（三）新闻函授教育迅速发展。
（四）重视新闻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工作者和报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和论文，如《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戈公振，1926年）、《大学新闻教育之组织》（张继英，1929年）、《新闻教育之目的》（戈公振，1929年）、《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1930年）、《上海新闻教育之现状》（黄渡，1934年）、《新闻教育在中国》（吴延陵，1935年）、《沪教育界重视新闻教育》（《大公报》193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访问记》（王渊，1935年）等，对新闻教育的目的、任务、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最早成立的新闻学团体、最早译介的西方新闻学理论、最早翻译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达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也促使上海的新闻事业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在发达的新闻教育之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存在着兴盛的报学研究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在职务余暇对于所从事工作的讨论和研究。上海开始出现新闻学会，源起于各大学报学系同学的组织，后来慢慢发展为职业记者间专门以新闻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团体。当时上海存在的新闻研究团体主要有：
一、上海报学社。这是由国民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三所大学的报学系学生组织的，成立于1925年11月29日。初期会员有五十余人，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参观、实习、翻译、发行刊物和组织通信社等等。
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学会上海分会。这是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团体，成立于1926年6月11日。上海的诸多新闻界名流均参加了成立大会，比如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J. B. Powell）、绘声绘色时报驻华通信员密勒（Thomas F. Milard）、申报协理汪英宾、前日本商务报职员麦克永（E.F. McEwen）、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武道（Maurice E. Votaw）、字林西报职员费尔东（Horace L. Felton）、密勒氏评论报职员恩勃拉脱（Norman J. Ulbright）、字林西报妇女版编辑威尔逊女士（Miss Louise B. Wilson）、上海女青年会公布部及妇女杂志编辑张继英等人。
三、复旦大学新闻学会。这是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师生组织的，学会成立后，曾编辑发行过《新闻世界》和《明日的新闻》两种期刊，并且印行了多种新闻学丛书，诸如《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著）、《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室概况》（黄天鹏著）、《最新应用新闻学》（陶良鹤著，1930年）、《新闻政策》（杜超彬著，1931年）、《上海报纸改革论》（郭箴一著，1931年）、《中国报纸研究》（伍应衡著，1933年）、《新闻论文集》（管照微编，1933年），等等。
四、中国新闻学会。成立于1931年10月21日，是由一些有志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和记者组织的团体。
五、记者座谈会。这是一个青年记者——包括新闻社的内勤、外勤、印刷、经营各部门人员组织的团体，以茶话会的形式每星期日集合，讨论新闻学术的问题，并且编辑《记者座谈》周刊，每周五附刊于华文《大美晚报》。
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新闻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主任委员张竹平，副主任委员萧同兹，委员三十四人。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国际新闻宣传研究委员会、编行定期刊物、发起组织中国新闻协会等等。(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
各类新闻教育团体和报学组织的成立，首先保证了上海新闻事业的一种先驱性。而且，在此基础上，由于学术研究和商业运营的紧密结合，也促进了上海新闻出版业的进一步成熟与繁荣。民国年间的上海新闻业，还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英国报业大王——《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WalterWilliams)）访华开创了上海报业活跃的对外交流篇章。自此以后，各国新闻界纷纷来华访问，仅1922年到上海访问的就有六次之多。上海在中外新闻界交流史上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大量地派出新闻从事者出国考察，加强对国外新闻事业的了解和研究。早在1917年11月上海派出大型新闻记者赴日本考察团，成员有《申报》的张蕴和、张竹平、伍特公，《新闻报》的汪汉溪、冯以恭，《时报》的包天笑，《神州日报》的余谷民，《中华新报》的张群，《民国日报》的吴苍，《新申报》的席蓉轩，《时事新报》的冯心支，《亚洲日报》的薛德树等。考察团的派出，对于了解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情况及管理经验，都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刘湛恩教育博士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时，应远东通讯社委托，在考察欧美的同时，考察新闻事业。1927年戈公振辞去《时报》总编辑，自费赴欧美和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回国后撰写了《国出没无常报界专家会议纪略》、《纪世界报纸博览会》等论文，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
地理位置、人文经济，企业、市场与读者，学术化与商业化，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年间上海出版业的巨大飞跃。如张静庐所说，报刊杂志的兴盛实在是“被编辑者、出版者、发卖者、读者一致热烈拥护着迅速地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空间的构筑，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就新闻出版业来看，现代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市场的作用。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中心的奠定有效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化与市场对于文化空间构筑的巨大推动作用。
沈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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