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婚内强奸案”起诉书披露：男方将女方打骨折后强行发生性关系|婚内强奸案|强奸罪|离婚|起诉书

内蒙古“婚内强奸案”起诉书披露：男方将女方打骨折后强行发生性关系

离婚冷静期里的骨折和强奸：丈夫怀疑妻子出轨，脚踹腰椎后强行发生关系并拍下视频

2025年3月21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一个普通的清晨。

8点多，王晶（化名）被叫到了对门——那是她丈夫刘建住的地方。两人在2月27日刚申请了协议离婚。按照法律规定，他们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两人分居，王晶住在她父亲家里，刘建就住在对门。

刘建播放了一段录音——他在王晶父亲家的卧室里偷偷放了录音笔。录音里，他怀疑妻子和别人有不正当关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起诉书。

刘建对王晶进行殴打，并要求她脱掉衣物。随后，他用脚踢向王晶的腰部，造成王晶腰椎骨折。再然后，他违背王晶的意愿，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并用手机拍摄了两段视频。

经呼伦贝尔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晶L2至L4腰椎左侧横突骨折，评定为轻伤一级。

当天下午4点，王晶报警称被殴打。第二天晚上8点，她再次报警，这次说的是被家暴和强奸。

3月23日，刘建因涉嫌强奸罪被额尔古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5月，侦查结束，公安局以刘建涉嫌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向额尔古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8月12日，该案在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庭未宣判。

然后，就没了下文。

一直到2026年7月，距离第一次开庭已经过去将近11个月，案件仍未宣判、未二次开庭。辩护律师认为案件审理期限已严重超出法律规定。被告家属多次申请取保候审，均被检察院驳回。

2026年6月24日，额尔古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一份“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通知书”。理由写得很清楚：被告人刘建具有暴力倾向、在庭审中不认罪认罚、3次体检显示病情无明显异常、涉嫌强奸罪等，有继续羁押必要，不予变更强制措施。

2026年9月8日，该案将迎来一审二次开庭。

而在法庭之外，两个家庭的拉锯战从未停止。

刘建的姐姐对媒体说，弟弟“老实本分”。她说弟弟有证据证明女方出轨，全家都曾向女方求情，同事朋友也都去求过情，甚至自己的母亲都下跪了——但女方始终没有出具谅解书。

刘建的辩护律师做的是无罪辩护。理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强行发生两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值得商榷”。刘建姐姐进一步解释：事发时录音笔录下了全过程，但录音“未显示暴力胁迫或女方明确拒绝”，因此指控强奸的证据不足。她认为这是女方因出轨暴露而实施的“报复诬告”。

而王晶一方，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30多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就有30万。

至此，这起案件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叙事版本。

一个版本是：一个男人在离婚冷静期内，因为怀疑妻子出轨，把妻子打到腰椎骨折，然后强奸了她，还拍了视频。另一个版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被出轨的妻子诬告强奸，录音里根本没有暴力的证据。

哪一个是真的？法庭还没判。但有些事实是白纸黑字写在起诉书上的——腰椎左侧横突骨折，轻伤一级。这个伤，不是“老实本分”四个字能解释的。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中国法律中长期存在争议的灰色地带——婚内强奸。

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刑法》并未将丈夫明确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折中说”：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一般不认定为强奸罪；但在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比如分居、提起离婚诉讼或处于离婚冷静期——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则可以构成强奸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参考》第51号指导案例（王卫明强奸案）中明确了这一原则。该案裁判要旨指出：“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但也同时指出：在离婚诉讼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可以构成强奸罪。

换句话说，结婚证不是强奸的免罪金牌，但它确实是一张“部分时段”的护身符。

这起案件的“离婚冷静期”背景，恰好卡在了“正常存续”和“非正常存续”的模糊地带。

支持定罪的一方认为：两人已经申请离婚、处于分居状态，婚姻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丈夫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夫妻义务”。刘建的行为——窃听、殴打、骨折、强行发生关系、拍摄视频——已经完全符合强奸罪“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的构成要件。

支持无罪的一方则认为：两人毕竟还没有正式离婚，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依然存在。在这一前提下，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在法律界本就存在争议。更何况，录音中“未显示暴力胁迫或女方明确拒绝”。

而刘建姐姐那句“录音未显示暴力胁迫或女方明确拒绝”，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问题——在一个人已经被打到腰椎骨折的情况下，还需要她在录音里“明确拒绝”才算拒绝吗？

一个被脚踹腰部导致三处骨折的人，她有没有“明确拒绝”的能力和机会？

如果“不拒绝”是因为被打到无法反抗，那这恰恰证明了暴力胁迫的存在，而不是证明了“自愿”。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刘建用手机拍摄了两段视频。

拍视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记录“她是自愿的”？还是在实施犯罪的同时，留下一个可以用于未来威胁、羞辱的工具？

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行为本身都意味着：在施暴的过程中，他不仅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甚至有余裕掏出手机，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