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很多人记住的是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一生里，数次迸发的愤怒，恰恰来自他对苦难伤员的共情，对不公现实的无法容忍。
白求恩原本是加拿大顶尖的胸外科医生，在北美的医学界拥有很高的声望，丰厚的收入，优渥的生活完全唾手可得。但他很早就对当时加拿大的医疗现状感到不满，那时的医疗资源大多向富人倾斜，普通的底层百姓生病，常常因为没钱，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他公开在各地演讲，呼吁推行普惠的医疗制度，免费为穷苦病人看病，这样的举动，让他遭到不少同行的排挤。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主动奔赴西班牙前线，在那里首创战地流动血库，极大降低了伤员的死亡率。可他的工作，却不断受到官僚机构的掣肘，无端的猜忌、经费被克扣，让他满心愤懑，最终只能离开西班牙，回到北美继续为反法西斯事业奔走呼吁。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白求恩在北美了解到中国战场上大量负伤将士缺医少药的境况，当即决定来到中国。1938年初，他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辗转香港、广州抵达武汉。在武汉停留的那段时间，他亲眼见到国民党统治区伤兵医院的乱象，大量受伤的士兵无人照料，药品被截留，伤员只能在破败的屋子里苦苦煎熬。国民党的官员想用优厚的待遇挽留他留在后方大城市工作，还希望他不要前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亲眼看见的种种乱象，让白求恩十分反感，他明确拒绝了挽留，坚持要去往延安，去到真正和日军作战的前线。
抵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和白求恩进行了长谈。考虑到前线太过危险，最初的安排是希望他留在延安，负责培训医护人员。白求恩对此并不接受，他恳切提出，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应当去离炮火最近的地方救治伤员，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件陈列的摆设。当时沟通出现分歧，白求恩情绪激动，甚至发生了过激举动，事后他也为自己冲动的态度道了歉，只是他依旧坚持，最该被照顾的是前线的伤员。经过沟通，组织最终尊重了他的意愿，同意他前往晋察冀边区，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刚到晋察冀的战地医院，眼前的简陋条件超出了白求恩的预料。没有成套的手术器械，消毒条件极差，伤员直接躺在硬地上，绷带反复煮沸之后重复使用。他明白这不是工作人员懈怠，是日军严密封锁，物资很难运进根据地，器械、药品都极度匮乏。他没有一味指责，立刻着手改变现状。他带着大家就地取材，用当地的木料、铁器，自制手术工具，规范消毒流程，改造病房，建起了松岩口模范病室，还编写医疗教材，开办卫生学校，手把手培训边区的医护人员。
在战场上，他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坚持把流动手术台尽量往前线挪。齐会战斗打响时，炮火就在不远处，白求恩连续六十九小时奋战，完成一百一十五例手术，挽救了大批战士的生命。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伤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截肢，每一次手术都尽可能保全战士的肢体。他也常常会为一些事动怒，看见有人不严格遵守消毒规范，看见伤员在转运途中得不到及时换药，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都会严厉地提出批评。但这份严厉背后，不是脾气暴躁，是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年轻的战士白白牺牲。
1939年，白求恩原本计划暂时返回北美，为中国抗战募集更多的药品和经费。就在准备动身的时候，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他当即决定推迟行程，奔赴摩天岭前线抢救伤员。一次手术当中，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破，伤口很快感染，发展成致命的败血症。病情不断加重，他依旧强撑着查看伤员，直到再也无法站立。生命最后的时刻，白求恩写下遗书，交代自己的物品如何处置，依旧牵挂着边区的医疗事业。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离世，年仅四十九岁。
白求恩的愤怒，从来不是出于个人得失，他所愤慨的，是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难，是本可以避免的伤痛与死亡。这份情绪，和他无私奉献的品格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完整、更鲜活的人。他跨越万里来到中国，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留在了这片抗战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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