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李鹏率团访问朝鲜。会谈和礼节性问候结束后，朝方陪同人员几次向中方工作人员打听：李鹏是不是周恩来的养子？这个问题显然不只是出于好奇，也说明外界早已把两人的亲近关系，简单归结成了家庭关系。

当时的李鹏没有急着作出解释。多年以后，2014年，他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一句很明确的话：“别人说我是他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这句话，既是对事实的说明，也包含着他对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份特殊情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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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并非毫无来由。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革命烈士，母亲赵君陶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父亲牺牲后，年幼的李鹏失去了依靠，后来又被安排到周恩来夫妇身边生活。一个烈士遗孤，一个是党内重要领导人，外界很容易据此作出“养子”的判断。

但“寄养”和“收养”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革命战争环境下，对烈士遗属的照料与保护；后者则涉及明确的家庭身份。李鹏后来专门澄清，正是为了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不让周恩来的关怀被误读成私人占有。

李硕勋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在海南从事革命工作，1931年牺牲。多年以后，毛泽东见到李鹏时，还曾提起他的父亲，说自己记得李硕勋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在海南岛牺牲。这样的身世，使李鹏从小就背负着烈士后代的身份。

父亲去世后，赵君陶带着孩子回到成都。1939年，在组织安排下，李鹏被接往重庆。那时抗战仍在持续，重庆既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工作的重要地点。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住的曾家岩五十号，后来被人称作“周公馆”，李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1940年秋天，李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拉着他的手看了许久，随后说：“这孩子越长越像他爹了。”这不是客套话，而是长辈见到故人之后代时的自然反应。李硕勋与周恩来同属革命队伍，彼此之间有战斗情谊，照料烈士遗孤也就成为一种责任。

周恩来关心李鹏，并不只停留在吃饭穿衣这些日常琐事上。有一次，他拿起《新华日报》，让孩子把社论读一遍，又追问：“你说说，这篇文章讲的要点是什么？”李鹏读完后作了概括。周恩来听后表示肯定，也借此提醒他，读书不能只认字，还要学会思考。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周恩来的教育方式。他没有把李鹏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更没有因为其父亲是烈士，就降低对他的要求。生活上给予照料，学习上严格要求，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教育烈士子女时常见的态度。

1941年，李鹏进入延安以南杜甫川的自然科学学院学习。两年后，周恩来夫妇到达延安，李鹏得知消息后赶去见他们。周恩来见面便询问：“有没有好好学习？有没有好好吃饭？”问的都是家常话，却也是长辈最直接的关切。

有意思的是，李鹏始终清楚这份关怀的来源。周恩来和邓颖超并不是只照顾他一个孩子，他们长期关心烈士遗属，把许多烈士子女视作自己的孩子。对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是周伯伯、邓妈妈；这种称呼体现亲近，却不等同于法律或血缘意义上的父子关系。

因此，李鹏不愿把自己单独说成周恩来的养子。这样说，既容易造成事实误解，也可能把周恩来夫妇对众多烈士子女的公共关爱，缩成一个私人故事。周恩来给予他的，是长辈对烈士后代的抚育、教育和保护，也是革命队伍内部对牺牲者家属的长期责任。

朝鲜方面当年反复询问，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李鹏与周恩来之间的熟悉和亲近，却不了解这种关系背后的历史背景。李鹏直到晚年才把话说透：他是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是周恩来夫妇长期关心的烈士子女之一，但并不是周恩来的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