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北京，55岁的贺鹏飞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告别仪式上，95岁的薛明站在儿子遗体前，久久没有移动。亲属回忆，她神情恍惚，嘴里反复念着：“你怎么也像你爸爸一样，撇下我先走了？”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让在场的人难以承受。对薛明来说，眼前不只是一个儿子的离去，也像是多年以前那场痛苦再次袭来。她曾送别丈夫贺龙，如今又白发人送黑发人。

贺鹏飞并不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孩子。1940年代，贺龙长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线，薛明承担了照料家庭的重任。孩子年幼时，母亲对他的要求很朴素：衣服可以旧，做人不能浮；生活可以苦，志气不能丢。

在重庆生活期间，贺鹏飞的同学并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他穿过父亲改小的旧衣服，也背过并不时髦的书包。有人拿衣着取笑他，薛明没有急着替儿子出头，只告诉他：“别和别人比这些，真正能站住脚的，是自己的本事。”

这类教育伴随了贺鹏飞很久。1957年以后，他到北京读书，仍不愿把“贺龙的儿子”挂在嘴边。父亲是共和国元帅，可他上学、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张扬。后来报考大学，他也没有接受特殊安排，而是凭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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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毕业后，贺鹏飞被分配到工厂工作。那段经历对他影响很深。车间里的油污、扳手和机器声，和将门子弟的身份没有关系。工友只知道有个肯钻研、能吃苦的“小贺”，直到他离开岗位，大家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命运真正改变，是在特殊年代。由于家庭关系，贺鹏飞曾受到牵连，与妹妹一起经历了艰苦生活。那时的处境并不体面，劳动繁重，学习条件也很差，但他没有把时间耗在抱怨上。能找到一本书，就抽空翻几页；能学一门技术，就认真记下来。

父亲贺龙于1969年6月9日在上海逝世，贺鹏飞当时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多年以后，他得知消息，悲痛一直压在心里。对他而言，父亲不仅是革命将领，也是一个始终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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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贺鹏飞重新走上工作和学习岗位，后来进入军队。与许多依靠家庭声望获得关注的人不同，他更愿意用业务能力证明自己。海军装备建设涉及舰艇、通信、训练和后勤，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靠口号解决，他把大量时间用在调研、论证和协调上。

贺鹏飞担任海军领导职务后，参与了海军现代化建设。他特别关注大型水面舰艇和远海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航母对于海军体系建设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购买“瓦良格”号的设想遇到不少阻力，相关部门需要处理技术评估、资金渠道、国际环境和后续改造等一系列问题。

这件事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贺鹏飞所做的，是在军队建设层面持续推动和论证，为后续工作提供支持。1998年，中国方面通过有关渠道购得“瓦良格”号，航母随后经历漫长曲折的运输过程。遗憾的是，贺鹏飞没有等到它抵达中国。

长期高强度工作，也给他的身体留下隐患。2001年3月28日夜间，他工作至深夜后休息，次日被发现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家人和战友都没有心理准备，更让薛明承受了难以言说的打击。

薛明没有在公开场合把儿子的身份说成荣耀。她更看重贺鹏飞留下的工作态度：少说多做，遇到困难不推诿，面对技术问题肯下苦功。她反复念出的那句话，表面是在责问儿子，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母亲对丈夫和儿子接连离去的无力感。

2002年3月，“瓦良格”号历经周折抵达大连。此后，它经过改造，最终以“辽宁舰”身份入列人民海军。贺鹏飞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天，但他参与推动的那段工作，留在了中国航母事业从设想走向实践的早期记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