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初，朝鲜白云山地区，志愿军第50军第149师第447团第2营营部里，营长孙德功盯着门口那几只弹药箱，脸色越来越难看。箱盖被掀开后，里面的手榴弹和子弹几乎没有动过，而报告撤回的副连长程某却声称“弹药打光了”。
这不是一句谎话那么简单。
当时，白云山主阵地正处在美军猛烈进攻之下，兄弟峰、光教山和白云寺，都是牵动全局的关键阵地。任何一处被突破，主峰都可能遭到侧翼夹击。程某带队撤退，意味着一条防线突然出现缺口。
孙德功当场质问：“不是让你夺回阵地吗？回来干什么？”
程某回答，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弹药耗尽，只能撤下去。可通信员已经把路边藏匿的弹药箱搬回营部，所谓“弹药打光”，立刻被拆穿。
孙德功一把扯住他的衣领，踢开箱子，里面的弹药散落出来。营长的愤怒，来自战场上的现实：前线士兵在用生命顶住敌人的炮火，指挥员却在关键时刻先行退缩，还试图用假话掩盖。
更严重的是，程某并非普通士兵。他是临时编入部队的干部，曾任国民党起义部队排长。入朝前，他被调入第2营，因为枪法较好、识字，又有一定带兵经历，孙德功才把他提拔为副连长。这个任用，本来是战时补充干部力量的办法，却也留下了考验。
白云山阻击战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当天，所谓“联合国军”集中大批兵力发动进攻，美军飞机和火炮反复轰击阵地，随后以步兵、坦克协同推进。第2营连续坚守多日，阵地被炸得破碎，人员和武器损失都十分严重。
1月31日，兄弟峰遭到集中轰炸。守卫该处的第6连原有128人，最后只剩下3名还能行动的战士，不得不撤出。第二天拂晓，担任侧翼掩护的第3营第9连也在美军坦克冲击下后撤，白云山主阵地的侧翼随即暴露。
团部命令很明确：第2营必须在当夜夺回白云寺。
孙德功原本准备亲自带队，但教导员杨明认为，营长不能离开指挥位置，坚持由自己率部行动。两人争执许久，孙德功才作罢，只说了一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当夜，杨明带领约200名战士在雪地中隐蔽接近白云寺。守军是美军一个连，白天火力占优，夜间却难以充分发挥装备优势。志愿军用手榴弹撕开缺口，迅速贴近敌军展开近战，经过一夜战斗，重新控制了白云寺。
有意思的是，阵地刚夺回来，坏消息又传到营部：光教山失守。守在那里的第8连几乎全部伤亡，最后仅有一名通信员生还。
孙德功手里的兵力已经所剩不多，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4连和第5连身上。第4连此前损失严重，连长也负了重伤，剩余人员被缩编为一个班，由副连长程某带领，编入第5连，接受连长穆佳楣统一指挥。
命令只有一句：黄昏出发，夜间接近光教山，拂晓前夺回阵地。
这是一场硬仗。光教山一旦落入敌手，美军便可从另一侧压迫白云山主峰。第5连兵力有限，既没有充足炮火支援，也没有可以反复消耗的预备队，能够依靠的只有夜暗、突然性和官兵的执行力。
部队行至光教山反斜面时，突然遭到敌军猛烈射击。程某受到冲击，转身向后撤退。部分战士见军事干部离开，只得跟着后撤。穆佳楣派人追赶，试图把他们拉回战斗位置，但程某拒绝返回，只带人退回营部，穆佳楣则继续率主力攻击。
孙德功得知经过后拔出手枪，准备立即处决这名临阵脱逃的干部。就在此时，刚夺回白云寺的杨明赶回营部，及时按住枪身。
杨明说：“你没有这个权力。”
孙德功怒道：“战场纪律，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
杨明没有否认逃跑行为，却提醒他：“纪律没错，处置干部也要报请上级。”
这几句话，挡住的不是对程某的惩罚，而是战场指挥权不能由个人情绪决定。营长可以维持战斗秩序，却不能绕过军队组织程序，擅自枪决一名干部。尤其在部队伤亡严重、各级指挥关系仍需保持的情况下，程序本身就是军纪的一部分。
程某随后被关押。孙德功将情况电告团部，代理团长张振山再向师部报告。数小时后，代师长金振钟回电，确认情况属实，同意为稳定军心执行处决。
2月3日拂晓，孙德功拿着师部电报来到程某面前。随后，营部集合官兵，执行了枪决。与此同时，第5连仍在光教山作战，并重新夺回阵地，之后连续击退美军反扑。
第2营在白云山继续坚守到2月5日，完成阻击任务后，按照上级命令有序撤出阵地。那几只没有被打空的弹药箱，最终成为一次临阵退缩的证据；而营长放下手枪、改为逐级请示，也使这起战场处置没有停留在个人震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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