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听到澳门问题出现新动向时，真正需要判断的，并不是葡萄牙人嘴上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准备把什么留在澳门。
这件事后来被概括成一句颇有气势的话：“葡萄牙主动归还澳门，却提出保留自治权，邓小平当即表示休想。”不过，严格说来，这并非一份可以简单照搬的历史记录。葡萄牙确实在1970年代中期多次释放归还澳门、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信号，但双方围绕“归还什么、怎样归还、何时归还”的理解，并不相同。
澳门问题的复杂，根子埋在近代中国的衰弱之中。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停留和进行贸易的机会。明朝政府并没有把澳门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但由于海禁、地方管理和官场腐败等因素，葡萄牙势力逐步坐大。此后数百年，澳门形成了特殊的管治状态，既有中国长期的主权联系，又被葡萄牙实际控制。
到了19世纪，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接连失利，葡萄牙趁势扩大权益。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使葡萄牙取得了在澳门“永驻管理”的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条约背景与香港被割让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同样带有明显的列强强加色彩，反映的是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被动。
澳门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葡萄牙本土远在欧洲，殖民政府投入有限，城市治理长期松散，博彩、鸦片等行业一度畸形发展。1922年澳门爆发工人冲突，殖民当局采取强硬镇压措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直到1946年，鸦片贸易才被正式禁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要求曾被提出。国民政府方面认为，澳门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和殖民统治，已经成为中国的屈辱象征。然而，当时的中国仍受制于内战、国际格局以及英美关系等多重因素，收回澳门没有形成实际行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澳门问题进入了新的外交框架。新中国没有把所有历史遗留问题一股脑摊开处理，而是根据国家整体利益安排先后次序。澳门虽然没有立即回归，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主权，这一点从未改变。
转折出现在1974年。
当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延续数十年的独裁统治迅速瓦解。新政府面对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殖民地的武装斗争和沉重财政负担，开始放弃殖民主义政策。澳门也被纳入重新处理的范围。
葡萄牙方面一度表示，愿意结束对澳门的殖民统治。但问题很快显出棱角：葡方希望在归还名义下，继续保留某种行政管理权，甚至设想让澳门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政治实体。
这就不是简单的“归还”。
中国政府的立场十分明确。澳门是中国领土，葡萄牙只是历史形成的实际管理者。所谓“归还主权、保留治权”，本质上是把主权和管治权人为拆开，给葡萄牙继续留下影响澳门事务的制度空间。这样的安排，中国当然不会接受。
民间流传的“邓公闻讯：休想”，更像是对这一立场的形象转述。邓小平当时并未以一场公开讲话留下这句原话，但他在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时所坚持的原则十分清楚：主权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能用所谓自治、托管或特殊安排，掩盖外国势力继续控制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葡萄牙当时也有现实难处。它刚刚摆脱独裁统治，国内政局频繁更替，经济状况并不理想，继续维持澳门既要承担责任，又舍不得放弃利益。于是，谈判时而推进，时而停滞，葡萄牙政府始终没有立刻拿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中国没有被对方的急切姿态牵着走。澳门回归不仅是领土问题，还牵涉居民生活、经济制度、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观感。仓促接收，未必符合澳门社会的实际需要；接受附加条件，则可能留下新的主权隐患。把原则守住，再寻找合适时机，成为更稳妥的选择。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葡萄牙明显感受到形势变化。英国最终接受香港回归中国，葡萄牙继续拖延澳门问题已经缺乏现实基础。此后，中葡双方重新展开正式谈判。
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葡萄牙方面不再坚持保留治权，澳门未来的政治地位也由中葡两国以正式文件固定下来。
1999年12月20日零时，澳门顺利回归。这个日期并不是葡萄牙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某一次临时让步的结果，而是中国在主权原则、谈判节奏和历史时机之间反复权衡后形成的安排。所谓“只提出一个条件”的故事，背后真正较量的，是谁有资格决定澳门的归属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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