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鉴丹心
——袁吉松的赤诚守望
袁吉松，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珠海国际仲裁院等32家全国仲裁机构仲裁员，广东省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顾问，广东省、深圳市两级律师代表，深圳市湖南隆回商会名誉会长、深圳市社区文化协会监事主席，隆回县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历任武警部队排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法院主任、科长，律师工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拥有劳动人事仲裁员、司法员、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廉政监督员和一级法官、三级警督警衔等法律职业资格。凭借行业内的深厚影响力与乐善有恒、大爱无疆的情怀，他2017年获评隆回县爱心大使，2018年获评广东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2019年获评深圳市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2020年获评隆回县“最美扶贫人物”，2021年入驻“中华名人库”并被授予“行业影响力人物”，2023年被中国影响力人物数据库和名人百科授予“影响中国——2023年度法制新闻人物”，同年获评邵阳市委、市政府“全市高效能治理突出贡献先进个人”，2025年被授予“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袁吉松的人生轨迹如跨越山海的经纬线，一端系着湘西南隆回的故土情深，一端连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晴空。从戍边卫国的武警军官到秉公执法的司法干警，从深耕一线的执业律师到反哺桑梓的公益先锋，四十余载春秋流转，他始终以“格局高、情怀浓、品行正”为人生坐标，用忠诚担当守护家国安宁，用专业执着捍卫公平正义，用赤子之心温暖故土亲人。他的故事里，有军旅生涯的铁血荣光，有司法实践的公正坚守，有法治路上的执着深耕，更有桑梓情怀的深情守望，每一段经历都闪耀着实干与奉献的光芒，每一份成就都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印记。
家风浸润 乡土根脉育初心
罗洪镇，坐落于望云山脚下，东临新化槎溪，是隆回县北部最边远的乡镇。这座镶嵌在湘西南群山褶皱里的历史文化名镇，春溪河穿镇而过，望云山绵延起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勤劳质朴的乡人。1965年11月，袁吉松出生在镇政府旁那棵百年老枫树下一个特殊的“半边户”家庭——父亲是高平区供销社吃国家粮的职工，母亲是当地有名的布鞋匠，目不识丁却有着山一般的坚韧与水一般的善良。
袁吉松的父亲，大家都尊称为“一之叔”，其人生经历堪称一部浓缩的近代军旅史，也为袁吉松的成长埋下了责任与奉献的种子。爷爷是手艺精湛的鞋匠，曾带着家人赴怀化洪江谋生，奶奶难产去世后，刚出生的叔叔被送人，爷爷便带着三四岁的父亲返回罗洪。父亲只读了一年多私塾，十岁左右就到裁缝店当学徒，因年幼常遭虐待，十几岁时被抓“壮丁”加入国民党军队，队伍开到江西时遭遇瘟疫，尸横遍野，父亲躲在鱼塘里侥幸逃生，一路乞讨返乡。未过多久，他再次被抓壮丁，加入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印度对日作战。那段九死一生的岁月里，他穿越过荒无人烟、瘟瘴四溢、蚂蟥横行的野人山，最终绕道云南，翻越雪山回国。淮海战役中，父亲亲历了解放军“飞雷”炮弹的威力，躲在汽车底下捡回一命，后随部队投诚加入解放军。他常跟袁吉松念叨：“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官兵平等，干部带头，待人和蔼，不像国民党军队动辄挨打受骂。”解放上海时，城里虽未发生硬仗，但外围战斗惨烈，多名战友牺牲；解放大西北时，父亲身为汽车兵，每日行军打仗，遇汽车爬雪山“趴窝”堵路，上级一声令下便推下悬崖……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父亲极少主动提及，唯有触景生情时，才会零零散散地诉说几句。
父亲留下的军功章、纪念章，袁吉松兄弟俩儿时当作玩具，早已遗失在岁月中。关于父亲的铁血军旅，随着老人离世，已难拾缀串联。如今家中仅存两件遗物：一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授予他“模范工作者”的奖状，另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识字运动”中，他首创“四标文字”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赞许的信函。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物品，默默诉说着一位老军人、老干部的忠诚与担当。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裁军，在国共两军服役18年的父亲转业回乡，彼时已40来岁的他，在农村成家不易。母亲邹旺莲是苦命人，前夫病逝后独自抚养三个不到十岁的女儿，生活艰难。父亲与母亲成家后，袁吉松前面有过两个哥哥，均在困难时期未成年夭折，只剩他和弟弟。兄弟俩的健康成长，给饱经磨难的父母带来了莫大慰藉。
父亲转业后，先在原罗洪区政府担任秘书，后调到高平区供销社，被安排在乡下——里湖坪供销点任营业员。那个供销点离家15里路，仅有父亲一人，他每天天亮开门，天黑关店，一年365天坚守岗位，就连大年初一也照常营业，只是比平时晚开门一个钟头。在那里工作8年多，父亲未跨过一次家门，中年得子的他，对袁吉松毫无溺爱。从懂事起，袁吉松便跟着母亲操持家务，烧火做饭、上山砍柴、田间打猪草，手上至今仍留着儿时剁猪草和下田割稻时不小心留下的疤痕。每年过年，他陪母亲去父亲那里小住几天；暑假时，便独自一人赤脚走十几里碎石公路看望父亲，每次仅能住三五天——父亲严格遵守着家属在单位只能短期停留的不成文规定。
在袁吉松的记忆里，父亲的生活节俭到了极致：没有手表，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裤带就是一根普通布条，日常粗茶淡饭，唯一值钱的物件是一台小收音机。父亲每天听收音机，一来排解独处的寂寞，二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和上级指示。离开里湖坪供销点后，父亲在高平区供销社做后勤工作，一次去邵阳市开会，他脚穿草鞋，肩挑铺盖，步行一百多里路赶到市里，晚上便打开铺盖睡在招待所走廊上，即便服务员为他安排了床铺，他也执意不肯。其实，开会属公干，车票和食宿费均可报销，但父亲始终坚持如此。当时不少人不理解他的“呆板”，就连妻子也想不通，但这种廉洁奉公的品质，深深烙印在了袁吉松的心里。
“一之叔”还是远近闻名的草药郎中，他利用工作之余自学中医，空闲时上山采集草药，免费为乡亲们看病。他开具的中药方子可直接到药店抓药，治好过不少乡亲的疑难杂症，却分文不取。乡亲们过意不去，春节送来糍粑表示感谢，他只收下4个，最多不超过6个，常说“乡亲们日子也不容易，一片心意就够了”。有一次，供销点附近有一位老人重病卧床，家里穷得拿不出钱看病，父亲得知后，连夜上山采药，熬好药后亲自送过去，连续照料半个多月，直到老人痊愈。这样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父亲的善良与无私，如春雨般滋润着袁吉松的心灵。
1980年8月，15岁的袁吉松迎来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顶替父亲进入高平区供销社工作。“接班顶替”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人事制度，通常要求子女年满16岁，袁吉松能提前接班，得益于父亲在同事和乡邻中极好的口碑。当时父亲已61岁，工作认真踏实，做了无数好事善事，大家出于对他的敬重与关心，特意破例同意袁吉松接班。
袁吉松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后仍享受全额工资。离休后，他又被“返聘”（未增加一分工资），在毛坪供销点继续工作了5年半。那时，每个供销点都有相对固定的“脚力（挑货的）”，但父亲每次下山开会办事，都会顺带挑些货物回去，以节省脚力钱。一次，他挑着100顶斗笠返回毛坪时天色已晚，路过“白沙界”这个阴冷荒芜的地方（据说抗战时期曾歼灭不少日本鬼子），莫名迷路，在山上冒雨露宿一夜，翌日回到供销点后大病一场，连续卧床三天四夜，人瘦得几乎脱形。
身教重于言教。父亲在当时被尊称为“干部队伍中第一老实人”，他工作细致认真、敬业踏实、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对乡亲们无私关爱，虽从不宣扬，却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袁吉松。“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袁吉松最朴素真切的人生“三观”的思想源头。他心里坚定一个信念：“人们心目中父亲是个大好人，他的崽肯定不会差。”父亲性情沉默宽厚，母亲性格刚强、勤劳善良、快言快语、做事麻利，父母淳朴仁厚的家风家教深深烙印在他脑海里，影响了他一辈子。
袁吉松破例进入供销社后，被安排在最边远的孟公供销社负责生产资料销售，主要售卖化肥、煤油、农具等农用物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是连接城乡的经济纽带，很多商品需凭票供应，比如煤油每个家庭每月仅能买半斤，尿素每人仅能买5斤，这些票据一年发放一次，十分紧俏。能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袁吉松始终坚守原则，从不徇私舞弊。有一次，一位远房亲戚找到他，想多买些尿素，软磨硬泡半天，甚至请来了供销社领导说情，但袁吉松始终未松口，坚持按规定供应。这件事让不少人觉得他“太迂腐”，但他却认为：“规矩就是规矩，不能因为是亲戚就破坏。”
工作之余，袁吉松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学习上。供销社订阅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散文》《小说月报》等多种报刊，他每天下班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报刊不仅弥补了他文化知识的欠缺，更让他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期间，单位还派他到隆回县城参加为期3个月的文化补习，让这个初中未毕业的小伙子得以系统提升文化素养，为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社会上涌现出各种“摩登”潮流，蛤蟆镜、喇叭裤、双卡收录机成为年轻人的追捧对象。一时间“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应接不暇、心潮激荡。而地处偏远的湖南农村供销社，仍沿用统购统销的老模式，机制僵化、人浮于事。凭借长期阅读报刊培养的敏锐洞察力，袁吉松意识到，供销社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经过反复思考和调研，他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农村供销社改革方案，直接寄给县领导。方案中提出“竞争上岗，优化组合”“任务到人，责权一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创新设想，引起县领导高度重视，特地作出批示，要求给年轻人干事创业的机会。然而，这份方案却让区供销社领导十分恼火，他们认为十八九岁的袁吉松“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根本无力担当改革重任，甚至怀疑方案并非他自己所写，背后有人指使。为了“说服”袁吉松放弃改革想法，区供销社书记、主任请来了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包括他的父亲。父亲一如既往地沉默，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的崽没教育好，责任都是我的。”
尽管遭受质疑和压力，袁吉松并未放弃。区供销社为了“鼓励”他，将他调离生产资料销售岗位，安排到区招待所，让他独自创建一个新的门市部。这对袁吉松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全身心投入门市部经营，亲自挑选商品、接待顾客，凭借诚信经营和灵活的营销策略，门市部生意蒸蒸日上，不仅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也让上级和同事刮目相看。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经营管理能力，更让他坚定了“只要踏实肯干，就没有办不成的事”的信念。
在供销社工作期间，袁吉松心中一直藏着一个“军人梦”。他记得去供销社“接班”前夕，村里来了一位用小鸡“啄牌”算命的先生，大家围拢着看稀奇，算命先生为了证明准确性，提出免费算一次。众人将袁吉松推到前面，小鸡在算命先生的比划下，啄出的纸牌上是一位威风凛凛的解放军连长。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准，因为他马上就要接班吃国家粮了，不可能去当兵。但这个不经意的“小插曲”，却在他心里埋下了从军的种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成为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信念。
1985年，国家征兵政策调整，允许在职职工应征入伍。得知消息后，袁吉松欣喜若狂，当即报名参军。然而，母亲却坚决反对，她饱经沧桑，深知谋生不易，供销社的正式工作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铁饭碗”，而且袁吉松的工资即将从34.5元上调到50多元。更让母亲揪心的是，当时南方边境线上烽火未熄，《十五的月亮》广为传唱，当兵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流血牺牲。
面对母亲的眼泪和劝阻，袁吉松内心十分矛盾，但从军的信念从未动摇。年近七旬的父亲得知他的决定后，沉默了很久，缓缓说道：“部队很艰苦，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关键时刻你要经得住考验。”父亲深知军旅生涯的艰辛与危险，但更明白保家卫国的责任与光荣，这位老军人用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对儿子的支持与期许。
离开隆回的前一个晚上，县武装部安排新兵观看电影《凯旋在子夜》。影片中，一对恋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火中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袁吉松。当女主人公用吉他弹唱完《月亮之歌》，一声“敌人来了”响起时，他被深深带入电影情境。想起一起报名参军却最终放弃的同事，想起年迈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想起即将奔赴的边防前线，热泪忍不住滚滚而下。那一刻，他心中既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更有作为一名军人戍边卫国的无上荣光。
军旅淬火 戍边十年炼真钢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带着父亲的嘱托和对国防事业的赤诚，袁吉松踏上了奔赴广西边防的征程。从邵阳到长沙的绿皮火车上，木头座椅硬邦邦的，一路辗转颠簸、停停走走。车上的新兵们大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青涩与憧憬。由于条件有限，从第二天开始他们每天仅有一杯水，洗漱饮用全靠这一点，尽管艰苦，却无人抱怨。
火车从长沙绕道进入广西境内临时停靠时，窗外满眼苍翠的甘蔗林让新兵们十分新奇。一位中年男子挑着一担水从车窗前经过，大家纷纷央求给点水喝，那位男子二话不说，一趟又一趟地为他们挑水，让远离家乡的新兵们感受到了边疆人的温暖。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终于抵达目的地，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与家乡迥异，茂密的丛林、湿热的空气，提醒着他们已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
袁吉松的新兵训练在广西防城港进行，这里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南临北部湾，与越南仅一河之隔，是我国陆地与海域同时离越南边境最近的国门。1968年，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防城港作为开辟援越抗美海上隐蔽运输航线的主要起运港口开始建设。袁吉松刚入伍时，防城港成立不久，还只是一个民居简陋、店铺零星的边陲小镇，与后来繁华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判若两地。
新兵训练的艰苦程度，远远超出了袁吉松的想象。没有床，没有枕头，他们睡在铺着简单棕垫的木板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深夜还要紧急集合；队列操练、擒拿格斗、射击训练，重复而枯燥，却必须做到精准无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这句口号是新兵训练的真实写照。袁吉松记得，有一次擒拿格斗训练，他的手臂被磨破了皮，鲜血浸透了训练服，但他依然咬牙坚持，直到训练结束才去处理伤口。
军营生活只有直线加方块，三点一线，所有颜色只剩橄榄绿。三人成行，两人成列，令行禁止；集会拉歌，饭前一首歌，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这些严格的纪律，将袁吉松从一名供销社青年职工，迅速打磨成一名合格的边防武警战士。他深知，“泥巴和瓷器都来自大地，只是瓷器经过烈火历练，才具有别样的光泽与风采”，军营的淬火，正是对他意志和品格的最好锤炼。
晚上站岗时，班长总是反复告诫他们要提高警惕，因为边境地区情况复杂，常有敌特活动。有一次，袁吉松在深夜站岗，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响，他立刻握紧手中的钢枪，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直到确认是野生动物经过，才松了一口气。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边防军人的每一次站岗，都是在守护祖国的安宁。
新兵训练结束后，袁吉松和五位隆回籍战友一起被分配到北海边防检查站。“朝苍梧而夕北海”，北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北海，商贾云集，人潮如织，中外游客络绎不绝，灯红酒绿的繁华与边境的紧张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
北海边防检查站创建于1950年8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最早的边防检查站，为正团级建制（现为国家移民管理建制）。作为边防武警战士，袁吉松和战友们头顶国徽，代表国家形象，行使着国家赋予的职责——对对外开放港口、机场的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及其携带、载运的行李物品实施检查、监督等执法活动。每次看到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熠熠生辉的站名，袁吉松心中都会涌起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边防执勤的日子里，更多的是孤独与寂寞，只有钢枪默默陪伴在身边。袁吉松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凌晨接岗时遇到台风，他一个人去外轮接替战友的岗哨（当时外轮停靠码头后，需要24小时不间断监护）。赶到港口时，他看到停靠在码头边缘的万吨巨轮因台风影响，升降楼梯已距离码头约三米远，且还在随着波浪剧烈摇晃。如果从岸上跳过去抓住梯子，稍有不慎就会坠入大海，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不跳，就无法按时接替战友，战友就要一直站到天亮。想到这里，袁吉松没有丝毫犹豫，做了个深呼吸，后退几步，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前，奋力一跃，双手紧紧抓住了外轮的升降梯。由于升降梯没有固定，又下着大雨，他猛跳上去后，梯子摇晃得更加厉害，整个人在风雨中来回摆动，险象环生。袁吉松赶紧下蹲，稳住重心，双手牢牢抱着梯子，艰难地往上爬。当他终于爬到甲板上，接替战友的岗哨时，战友又惊又喜地说“太惊险了”。这件事，袁吉松很少主动跟别人提及，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一跳背后的责任与勇气。
还有一次，袁吉松带领战友乘坐边防检查艇前往海上执行边检任务。由于他长期在岸上带兵，缺乏海上登船经验，当检查艇靠近外轮准备登船时，他提前跨出栏杆想“捷足先登”，哪知一个巨浪突然打来，“砰”的一声，两船剧烈相撞。刹那间，袁吉松眼疾手快，迅速翻入栏杆内，才避免了被两船夹伤的危险。事后，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也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做事一定要更加谨慎。
袁吉松当兵第二年时，曾试着给隆回县武装部写了一封信，询问退伍后能否调整单位。武装部回复，从哪入伍就回哪去，语气不容商量。袁吉松望着家乡的方向，想起曾经的农村生活和在乡村供销社上班的日子，一时陷入深深的沉思。
1985年，我国开展“百万大裁军”与军队院校调整改革。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要搞现代化，必须靠教育、靠人才，要重视军队院校建设，军（警）官来源主要依靠军队院校培养。袁吉松当兵第一年，便萌生了考警校的念头，部队领导也十分支持他的想法。然而，袁吉松的文化基础并不好，尽管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写写画画，但数理化底子薄弱。第一次参加武警指挥学校考试时，他边工作边备考，时间紧张，加上理科基础差，最终遗憾落榜。但他并未气馁，深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经过一年的准备，他再次报名参加考试，这次获得了三个月的脱产学习时间。在这三个月里，袁吉松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古人读书有“三上”“三余”之说，他更是将点滴时间都利用了起来，白天在教室认真听课、做笔记，晚上在被窝里打电筒夜读、刷题备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直到弄明白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他成功考上了武警南宁指挥学校，成为公安边防检查专业的一名警校学员。
进入警校后，袁吉松如饥似渴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武警南宁指挥学校的前身是武警广西总队教导大队，1983年11月改建为培养武警初级指挥员的学校。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还是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很多战术动作已严重滞后于当时的武器装备和应用环境，比如教材中列举的动作要领还是依据半自动步枪，但他们实际使用的已是冲锋枪。袁吉松根据自己平时的演训经验，大胆对教材内容提出质疑，并撰写修改意见，在校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想法得到了教研室主任的高度肯定，认为其意见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随后在全校进行了推广。
在警校学习期间，袁吉松不仅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锻炼综合能力。由于学习刻苦、表现优秀、德才兼备、理想信念坚定，1990年4月，他成为全年级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员。1990年7月，袁吉松以全年级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武警南宁指挥学校毕业，同时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谁也没想到，这个以考试分数最后一名入学的学员，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竟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从普通武警战士到合格警官的华丽转身。
毕业后，袁吉松回到北海边防检查站，从见习排长干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他先后担任副中队长、中队长、机关参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兵训练时，他严格要求每一位战士，既注重军事技能的提升，也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查岗查哨时，他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袁吉松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爱好，他将身边的好人好事、部队的好经验好做法写成新闻稿件，向《人民武警报》《法制日报》《羊城晚报》《北海日报》等军地报刊投稿。作为基层带兵人，想要在面向全国武警系统的《人民武警报》上发表稿件难度极大，但袁吉松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多篇稿件成功刊发，既宣传了部队的工作，也为单位赢得了荣誉。由于表现突出，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95年9月，服役十年的袁吉松申请转业。当他脱下心爱的警服，走出营门，蓦然回望朝夕相处的战友和熟悉的营区时，又想起多年前在罗洪乡下那个宁静的下午，当小鸡啄出那张画有“解放军连长”的纸牌时，乡亲们善意的哄笑，他忍不住哑然失笑。
边检激流涌，英雄十年归。十年军旅生涯，他连续八年获得嘉奖、两次评为“优秀士兵”、一次荣立三等功，从一个懵懂青年成长为一名成熟军人，不仅练就了过硬的军事素质，更铸就了忠诚、担当、奉献的品格。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北海那座风光旖旎的城市，把热血和生命融入到了国旗、党旗、军旗的颜色与经纬里，这段难忘的军旅经历，成为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司法践行 公正为民铸警魂
1995年9月，袁吉松转业回到家乡，进入隆回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担任法警，后任副大队长。当时，县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刚成立不久，正需要像他这样优秀的武警转业干部。司法警察的职责主要是负责警卫法庭、维持法庭秩序、押解犯人、协助送达司法文书、执行刑事或司法强制措施等，他们是法庭秩序的维护者，更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刚进入法院时，县法院对法官及其他公务人员按职务高低和部门重要性进行编号，一百多人中，袁吉松的号码是140多，几乎排在最后。在司法系统，转业干部由于不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在部队摸爬滚打、操枪弄炮的经历，与法院的工作几乎没有直接关联，很长时间只能从事一些辅助性、边缘性的工作。袁吉松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优秀，才能在新的岗位上站稳脚跟，实现自己的价值。
凭借着在部队养成的忠于职守、雷厉风行、严守纪律的工作作风，袁吉松很快在法警岗位上崭露头角。邵阳市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司法警察和新入职的干警集训。第一次参加集训时，袁吉松就凭借挺拔的军姿、干脆利落的战术动作、精湛的拳术和精准的射击技能，从众多法警中脱颖而出，被选为集训队助教；第二年，他更是升任主教练，成为全市司法警察公认的“武教头”。袁吉松扎实过硬的军事素养和组织指挥能力，被邵阳中院的领导看中，想调他去邵阳市中院法警支队任职。这是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但袁吉松考虑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刚回到家乡，对基层法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熟悉，而且隆回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想在家乡的司法岗位上多做一些实事，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服务，最终，他选择留在隆回县人民法院。
1999年，袁吉松通过竞聘上岗，高票当选为县法院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被大家称为“秘书长兼大管家”，职责涵盖多个方面，主要负责协助院领导组织、协调和处理日常司法政务工作，确保法院内部高效有序运作。除了日常的行政协调工作，袁吉松还负责新闻宣传、调研论文撰写等任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挤时间阅读大量的法律书籍和相关文献，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文字水平。他撰写的新闻报道和调研论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工人报》《中国妇女报》等众多媒体发表，累计达100多篇。这些稿件不仅宣传了隆回法院的工作成效，展现了司法工作者的良好形象，也为上级法院了解基层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由于宣传工作成绩突出，袁吉松所在的集体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记集体二等功。
清代学者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文人需得有三分侠气，武人需得有三分文气。”文人有侠气，方能补刚毅与担当；武人有文气，方能涵养智慧与仁德。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袁吉松既有武人的侠肝义胆，又有文人的智慧仁德，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彰显司法干警的责任与担当。
2001年4月13日下午，袁吉松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楼准备下班，突然听到院内大坪传来一阵嘈杂的吵闹声和尖叫声。他立刻冲过去查看，只见一名男子挥舞着菜刀，劈头盖脸地狂砍一位前来法院起诉离婚的女子，女子接连被砍了四五刀，捂住伤口四处躲避，现场一片混乱。门卫和旁边的群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没有一人敢上前制止。危急时刻，袁吉松没有丝毫犹豫，他一声厉喝，迅速冲了过去，迎着血淋淋的菜刀挺身而上，凭借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格斗技能，几招就将歹徒制服，夺下了他手中的菜刀，并立即安排人员将受伤的女子送往医院抢救。由于处置及时，女子经抢救八个小时后脱离生命危险。凶手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袁吉松临危不惧、沉着勇敢的行为，赢得了在场群众的一致赞许，县法院对他进行了通报表彰，县委、县政府还授予他“见义勇为”二等奖。
2005年，湖南省举行首届司法警察业务技能大比武。此时，袁吉松已经调任县法院行政技术科科长，离开法警队伍多年，而且已进入不惑之年。但当县法院领导希望他代表隆回参加比武时，他没有丝毫推辞，为了集体荣誉，毅然决定“出征”。这次大比武盛况空前，高手云集。全省4000多名法警经过层层选拔，产生了200余名“尖子”，组成14支代表队参加擂台赛。比赛项目包括理论考试、队列展示、拳术表演、多种枪射击、体能测试、警具使用、轻武器分解、5公里越野等多个科目，对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在比武集训时，袁吉松凭借5发5中49环的优异射击成绩和擒敌拳表演第一名的出色表现，被直接入选决赛。决赛中，他与来自全省各地的顶尖高手同场竞技，丝毫不敢松懈。理论考试中，他凭借平时积累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经验，顺利完成答题；队列展示中，他军姿挺拔、动作标准，展现出良好的军人素养；拳术表演中，他招式刚劲有力、干净利落，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考验体能的是5公里全副武装越野项目。比赛当天，天气炎热，赛道崎岖，跑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后，袁吉松就感到体力不支，汗水浸湿了衣衫，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就在这个时候，看到身后一位战友也跑得十分艰难，表示要放弃。袁吉松想起了在部队时“战友互助、集体至上”的优良传统，他放慢脚步，转过身，推着那位战友一起向前跑。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支撑，最终一起冲到了终点。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袁吉松凭借技压群雄的军事技能和果断英勇的法警作风，获得了综合成绩第五名，荣获男子组最高奖——个人全能优胜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有人问他，明明可以争取更好的名次，为什么要停下来帮助战友，袁吉松笑着回答：“个人荣誉固然重要，但集体荣誉永远排在第一位。在我心里，战友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在隆回县法院工作的10年里，袁吉松深刻认识到，法院秉公审判并不难，但判决后的执行工作却往往是难点。很多案件，判决下来了，但如果执行不到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也就无从谈起。他常说：“案件只有执行到位，才算真正解决，公平正义才得到了伸张。”
袁吉松刚进法院时，全院大办案，人人都有办案任务。他接手了一宗非常棘手的村民修路拆除“烤烟房”的赔偿案。滩头镇一个山上的村庄要修一条机耕路，山下一位村民的“烤烟房”正好位于必经之路上，山上的村民在没有协商好的情况下，就擅自将“烤烟房”拆了。山下的村民多次找山上的村民协商赔偿事宜，但对方始终不予理会，无奈之下，只好将山上十多户村民告上法庭。当时，袁吉松还不是真正的法官，专业能力有限，但他以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说服工作。他爬到山上的村庄，把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召集起来开会，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说明“修路是对的，但强拆违法”的道理。刚开始，有几个性子火爆的年轻人情绪激动，说烤烟房不值钱，那地方也不是对方的，扬言就是不赔。袁吉松没有生气，而是义正辞严地向他们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分析拒不执行判决的严重后果，他大义凛然、果断坚决的作风，及时“镇”住了场面，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赔偿款当场执行到位。
在隆回县法院工作期间，袁吉松参与或主持审理、执行了几百起民事案件，如镇政府与村民因为一座桥梁修建的纠纷案、耕种假种子案、出嫁女儿回娘家分房案、养子不赡养养父母案等。诸如此类的民事案件，法理、情理、约定成俗的公理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密密麻麻难以突围的网。袁吉松的做法是，以情理作润滑，以公理为共识，以法理作底线，首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如果当事人仍然拒不配合，则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绳之以法。
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袁吉松摸索出了“内部攻心法、集中说服法、重点打击法”等十多种执行策略，成功解决了多起老大难执行案件。他还总结出了执行过程中的“科学组队法”，提出执行组成员至少要安排4个人：一个要懂法律知识，善于做思想工作，熟悉人情世故，有说服力；一个要孔武有力，敢打敢冲，坚决果断，执行力强，能够在关键时刻“镇”住场面；一个负责做笔录，确保执行过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一个负责开车，维护秩序，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执行前，小分队会先派一位同志穿便装只身前往“侦察”情况，了解被执行人的家庭住址、周围情况、人员信息等，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被执行人阻挠、围攻等情况，先进行耐心教育，讲清利害关系；对于人群中的激进分子，则坚决果断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袁吉松说：“执行工作就像打仗一样，必须有多种预案，才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执行工作顺利进行。”
针对判决后执行难的问题，袁吉松经过深入调研和思考，提出了将执行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综合治理考核的范围。他认为，执行工作不仅仅是法院的事情，还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将其纳入综合治理考核，才能形成工作合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这一理念受到法院和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他牵头撰写的经验材料得到中央电视台播报，《法治日报》也以头版头条的形式进行了刊发。这一做法，与后来法院将执行情况纳入个人征信系统的思路一脉相承，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从普通法警到法院中层干部，从军事骨干到法律专业人才，袁吉松在隆回县法院的10年里，始终坚守着“公正司法、为民服务”的初心，用实干和担当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同事的认可和群众的赞誉。他先后担任法警大队副大队长、政工室副主任、办公室（研究室）主任、行政技术科长等职务，连续五年评优（五次嘉奖）、四次被评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两次被评办案能手、荣立三等功一次，获得了国家一级法官、三级警督警衔，还成功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真正成长为一名具备专业法律素养的司法工作者。
为了母亲的微笑，母亲眼里有大海星辰；为了大地的丰收，大地的怀抱蕴藏万物。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敢问路在何方，袁吉松又开始从容出发。
法治深耕 铁肩道义护民生
2006年初，袁吉松因为夫人的工作调动举家迁至深圳。袁吉松的夫人杨旦萍系隆回一中初中部语文老师，曾获全国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全国中语优秀教师、全国十佳教改新星、湖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30来岁就获评高级职称。袁吉松在部队时，夫妻两地分居，家里大小事全靠妻子；转业后他又忙于工作，很少顾家。这一次，袁吉松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妇唱夫随”，放弃公务员身份，来到深圳开启了人生的又一段崭新征程。
深圳，这座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国际化大都市，既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初到深圳，袁吉松进入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担任司法员。粤海街道被誉为深圳的“科技心脏”，聚集了腾讯、大疆、中兴通讯、百度、南油等众多行业巨头和上市公司，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作为街道司法员，袁吉松的主要职责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辖区的和谐稳定。他深知，劳资纠纷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为此，他牵头组建了3个法律服务站，推动辖区内各个企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起了一张覆盖广泛、便捷高效、专业权威的纠纷解决网络。
在工作中，袁吉松坚持“便捷高效、成本低廉、贴近群众、专业权威”的原则，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他带领法律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深入社区，了解企业的用工情况和员工的诉求，及时发现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对于一些简单的劳资纠纷，当场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矛盾；对于复杂的纠纷，则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协商，邀请法律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力求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当时，由于袁吉松工作能力突出、经验丰富、沉稳干练，很多棘手的工作，街道书记、主任都会绕过科长，直接下达给他。面对这些额外的任务，袁吉松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在他的字典里，永远只有“到”和“是”两个字。他常说：“组织信任我，我就要把工作做好，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在袁吉松的带领下，粤海街道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辖区内的纠纷发生率明显下降，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信访得到了有效遏制。2007年，他所在的司法所被广东省司法厅记集体二等功。一个最基层的街道司法所获得省级集体二等功，这在粤海街道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对袁吉松工作的最高肯定。
鉴于袁吉松的工作能力、文字水平等综合素质突出，当时深圳市正在创办《深圳法治》杂志，上级拟调他去当编辑。但经过了解，发现他只是街道办事处的“雇员”，没有正式编制，最终只能作罢。深圳市级机关公务员编制紧张，大量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聘用“雇员”，这也让袁吉松意识到，想要在深圳长期发展，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竞争力。
2008年，国家《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劳动用工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变化和挑战。由于袁吉松在街道司法工作中表现突出，对劳动纠纷处理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被选调到南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担任仲裁员。随着南山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劳动纠纷、劳动信访案件也日益增多。为了有效化解劳动矛盾，南山区创新成立了“劳动信访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基层群众性组织一经推出，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大力推广。袁吉松与另一位同志受命起草相关经验材料，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他们在宾馆闭关了好几天，深入总结工作经验，反复修改完善材料，最终形成了高质量的经验介绍，为全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为一名劳动争议仲裁员，袁吉松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常说：“仲裁员是劳动关系的‘稳定器’，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我们的裁决，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工作中，他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严格依法裁决，又注重情理兼顾，力求让仲裁结果既合法公正，又能让双方当事人基本接受。
袁吉松办理过一起印象深刻的劳动纠纷案件。一位刚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年轻人，上班第一天就被机器碾断了手指。由于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厂拒绝承认与他存在劳动关系，不愿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年轻人刚参加工作就遭遇这样的不幸，求告无门，情绪十分激动。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没有劳动合同和其他材料作为证据，仲裁请求很可能会被驳回。但袁吉松看着年轻人无助的眼神，心里十分不忍。他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从医院的就医记录中发现，年轻人受伤后，是工厂的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的。袁吉松以此为突破口，多次与工厂负责人沟通协商，向其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分析拒不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最终，工厂负责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年轻人争取到了合理的赔偿。
还有一起案件，让袁吉松至今记忆犹新。一位患尿毒症的中年男子，将南山区一家物业公司以及他曾经工作过的好几家公司都告上了仲裁庭。原来，他五年前在物业公司负责游泳池安全工作，每年工作3个月，前后干了两三年。后来他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急需换肾，医疗费用高达20余万元。由于当年工作时，这些公司都没有给他缴纳社保，导致他无法享受医保待遇，巨额的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将这些公司告上仲裁庭，要求他们承担医疗费用。这位男子来申请仲裁时，情绪十分激动，随身还带着一把利刀，扬言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就和这些公司同归于尽。袁吉松意识到，这起案件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极端事件。他一方面耐心安抚男子的情绪，表示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积极与几家公司沟通协调。从法律角度来说，男子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而且双方当时有口头约定，他的工作属于临时性工作，公司没有义务为他缴纳社保。但袁吉松没有简单地驳回仲裁请求，而是从道义和情感的角度出发，反复做几家公司的工作。他说：“这位同志现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急需医疗费用救命。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你们可能没有义务，但他曾经为你们服务过，而且正是因为当年没有缴纳社保，导致他现在无法报销医疗费用。做人要有同情心，希望你们能够伸出援手，帮他一把。”经过袁吉松的反复劝说，几家公司最终同意一起赔偿男子9万元。同时，袁吉松还向区人社局领导汇报情况，从区工会为男子申请到了外来务工人员患重病补助2万元。当袁吉松将11万元送到男子手中时，男子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袁仲裁员，谢谢你，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在担任劳动仲裁员期间，袁吉松凭借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素养，赢得了企业和员工的广泛认可。他多次应邀到华为、中兴、中海油、益力多、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深圳市律师协会等知名企业和行业协会讲学，为50多家外企和国内大型企业常年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帮助防范和控制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有效避免了劳动纠纷的发生。
多年的司法工作经历，让袁吉松目睹了太多弱势群体的眼泪与无奈，他们急需专业的法律服务与援助。同时，他也积累了深耕劳动法律多年的深厚理论基础，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系统的研究，参与过劳动争议仲裁（审判）、劳动监察执法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精通劳动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具备“知行合一”的实践经验。
2011年，袁吉松决定再次挑战自己，整理行囊，“下海”当律师。作为一位“半路出家”的草根律师，想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立足，闯出一片天地，难度可想而知。袁吉松性格偏内向，情感丰富敏感，他坦言，律师这个职业需要自己找“米”下锅，是“求人”的事，很多时候他都不好意思向当事人提律师费，甚至在朋友聚会时，都不好意思掏出名片。他还形象地说，律师面对的当事人有时候就像“疯子”，一味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强调自己的理由，不讲道理，不切实际地要求实现其诉求；法官则像“傻子”，只凭证据，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判案，不讲灵活性，机械生硬，甚至不讲情理；而律师有时候被认为是“骗子”，为了承揽案件，向当事人说违心话，让当事人心存幻想。“我不想当‘骗子’，不想拍着胸脯说违心话，只想做一个本分实在的人，秉承律师的职业道德，竭尽全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尽一切可能不辜负当事人的希望。”袁吉松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事律师职业10多年来，袁吉松办理了民、商、刑、行等各类案件一千多件，很多时候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迎难而上，于绝境中力挽狂澜。他善于协调处理各类复杂的社会矛盾，办案思路清晰正确，能从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中抓住本质问题。其专业领域涵盖公司法律事务、劳动（人事）争议、工伤赔偿、各类合同纠纷、物权纠纷、房地产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债权债务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刑事辩护和行政诉讼等，被业界誉为复合型专业法律人才。
袁吉松经办过一起发生在维修厂的典型案件。一位司机的车坏了，开进一家维修厂修理。车修好后，还没办理交接手续，司机将汽车发动起来，然后下车扒在地上查看车况，结果被自己的车轧死。事情发生后，两级交警部门均认定司机负全责。在此之前，法院几乎没有推翻交警责任认定的先例，法官也提出进行调解。但袁吉松接受当事人委托后，经过深入研究案件材料，认为维修厂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凭借深厚的法学素养和对案件的精准分析，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提出了二十多个疑问，深深打动了主审法官，最终成功改变了事故责任认定，为受害者家属争取到了合理的赔偿。这一案件打破了传统交通事故认定的惯例，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典范。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袁吉松始终坚守的执业理念。无论是收费案件还是免费代理的援助案件，他都认真对待，竭尽全力为当事人维权，力求做到至善至美。袁吉松曾远赴贵州毕节办理过一起工伤认定案件。一位电管员每次进村收电费都会在村里住几天，有一次下去收费留宿村民家，不幸猝死。家属和电力公司都认为属于工伤，但社保中心认为死者不在工作时间，也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死亡，故而不同意认定为工伤，法院一审、二审都没有支持工伤认定。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做百分之百的努力。袁吉松毫不气馁，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将案件申诉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省高院决定提审此案，并直接改判为工伤。要知道，高院提审的一般是重大刑事案件，提审这类民事案件的概率非常小，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
袁吉松还受理过一起老家的敏感案件，该案惊动公安部，省市领导都有指示。事情是这样：一位嫌疑人在广东珠海涉嫌重大犯罪，珠海警方到罗洪抓人，在抓捕过程中，导致嫌疑人意外身亡，珠海警方也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打伤，其中一名民警伤势严重，最后出动大批公安武警才平息局面。这起案件涉及老家的乡亲，关系复杂，疑点重重，需要面对父老乡亲、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等各方压力。袁吉松本来不想接手，但经不住乡亲们的极力请求：“你当大律师，家乡人打官司你都不帮，还能帮谁？”盛情难却之下，袁吉松答应担任死者亲属的代理人。在调解阶段，珠海警方由市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带队，参加成员有分局的副局长、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市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市督察支队副支队长等，他们认为警方执法没有问题，坚持不予赔偿或者补偿。袁吉松凭借炉火纯青的专业素养和尽心尽力的敬业精神，经过几个通宵达旦的耐心细致工作，反复与各方沟通协商，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了107万元的赔偿款，远远超过了此前同类案件的赔偿金额，并且还妥善解决了尸体火化、家属息诉和免除其他违法人员追责的问题。
多年来，袁吉松经办的经典案件还有很多，诸如越南反华事件首例死亡赔偿案、轰动全国的“埋线减肥”重大医疗纠纷案、与悍匪张子强齐名的香港黄氏兄弟家族集团黑社会性质犯罪案、惊动国家安全部的“教练技术”演变“精神传销”案、深圳市道路内第一例洪水淹死司机案等。他的每一份代理词（辩护词）都紧扣案情、说理充分、论证大胆、思维缜密、层次分明，以敢办、雄辩著称。在处理复杂案件中，他始终坚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克服证据不足等各种阻碍，为受害人争取合理的赔偿，被业界誉为“经验最丰富的法律人”。
袁吉松还凭借30年法律生涯积累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劳动关系全攻略》《劳动合同法实务操作指南》等专著，为企业管理劳动风险提供了专业指引。佛经里说“法布施”比有形财富的布施更具功德，通过知识传播解决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功莫大焉。袁吉松正是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奉献给社会，帮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防范法律风险、解决法律难题。
袁吉松坚守着“铁肩担道义，爱心解民忧”的人生信条，以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在律师事务所，他上交的管理费、税费是最多的，对单位的贡献也最大。同时，他还担任珠海国际仲裁院、惠州、汕头、阳江、梅州、揭阳、北海、柳州、玉林、梧州、百色、荆门、襄阳、鄂州、晋城、临汾、朔州、菏泽、德州、遂宁、自贡、台州、盐城、娄底、景德镇、许昌、昭通、绥化、中卫、平凉、十堰、益阳等32家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还先后担任广东省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顾问委员，广东省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和深圳市两级律师代表，深圳市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深圳市南山区律师行业首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深圳市南山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南山区法律援助专家律师，深圳市高新区社区法制建设服务基地主任等多个行业内职务。静水深流，光而不耀，袁吉松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付出，无不彰显出一位现代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袁吉松作为一位老军人、老党员，早在2017年就深刻认识到在律师行业成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他常说，红军过草地时，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有“草地党支部”，在繁华的大都市深圳，一支社会精英的律师队伍更应该加强党建工作。他认为，通过党组织活动和共同学习，可以打破律师之间的隔阂，让团队更有归属感；很多政府和国企招标会会优先考虑有党组织的律所，律所可以通过主题党日等活动与客户建立信任，进一步拓展业务渠道；有党组织的律所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客户更愿意选择，同时党建工作与管理、文化建设深度融合，能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当时，南山区律师队伍有1000多名律师，其中有300多位中共党员（现在已有5000名律师，1000多位党员），但没有成立统一的党组织，党员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很多律师不愿意亮出党员身份，甘愿当无岗、无责、无为的“三无党员”，作为党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存在感不强。针对这一情况，袁吉松作为负责党务工作的负责人，主动找到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和局领导，汇报了拟开展党建工作的想法，但没有得到支持。袁吉松没有气馁，一定要在南山区把律师行业的党组织建立起来，让党员的组织生活有计划、有规律地开展起来。他让助理全力投入这项工作，登记党员信息、制定工作计划、布置活动场所等。经过数月的辛勤操劳和奔走协调，深圳市南山区律师行业党委终于在2018年正式宣布成立。在选举党委班子时，袁吉松全票当选为党委书记，但他却坚决让出了书记的位置，推举另一位具有博士学历、德才兼备的工委领导担任书记，自己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他说：“党建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推动工作，谁当书记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党建工作做好。” 南山区律师行业党委是深圳市律师行业最早成立的党委之一。到2020年，上级规定所有行业都得成立党组织，南山区司法局一位副局长兼任律师行业党委书记。从自觉自发到主管单位派人来任职，袁吉松总是以敏锐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想在前、干在前。
在袁吉松担任党委副书记期间，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党员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讲座，提升党员律师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同时，他还建立起党员律师帮扶机制，组织党员律师深入社区、学校、企业，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在他的精诚努力下，南山区律师行业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2018年，袁吉松被广东省律师行业授予“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19年，被深圳市律师行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一堡垒，一级党委一个战斗集体。南山区律师行业党组织成立后，团结战斗堡垒作用立竿见影。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袁吉松作为党委副书记，第一时间发动律师和党员捐款，并带头慷慨解囊，所在单位成为深圳市律师行业驰援武汉的先锋。在三年抗疫斗争中，袁吉松带领团队为街道下属12个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对60余家企业开展复工复产专项矛盾纠纷排查。针对老年职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等社会“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袁吉松编写了《复工战“疫，二十个法律问题助您》《与法同行》等法律普及读物，为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引擎之一，以其不到全国百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百分之十一的经济总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员商贸的密切交往，必然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袁吉松顺势而为，积极创建“大湾区经济文化法治联盟”，旨在整合大湾区的法治资源，为大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他的目光所及，是大潮奔涌的时代浪潮，是辽阔而遥远的法治未来。
袁吉松常说，在深圳，他不是最有名的律师，但每年都会有很多弱势群体找到他，有受工伤的农民工、遭遇劳资纠纷的普通员工、因工作意外身故的家属等。这些案子，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因为标的小、难度大、耗时费力。但袁吉松却总是不忍心拒绝，他说：“看到他们无助的眼神和无声的眼泪，我就想起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想起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为他们做点实事，我心里踏实。”对于这些案件，他总是尽量减免费用，或者只收取少量的成本费，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法治晴空。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深圳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无数的人流车流，无数宁静祥和的灯光，都与袁吉松的工作和奉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用自己的专业和善良，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法治秩序，温暖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桑梓情深 反哺故土无止境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无论走多远，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隆回始终是袁吉松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深圳打拼站稳脚跟后，他便将温热的目光投向了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奉献意识强”的深刻内涵，反哺故土的脚步从未停歇。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被誉为“湖南的第二省会”。据不完全统计，在深圳每6个人中就有一位湖南人。隆回是湖南的人口大县，境内山地丘陵广布，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民生艰难，众多乡亲纷纷前往广东深圳等地谋生创业。“听君乡音倍觉亲”，袁吉松非常珍重这份浓浓的乡情，平常只要乡亲们有需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为他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为了让在深圳打拼的隆回乡亲能够更好地沟通交流、互帮互助，袁吉松与邹代树、杨步湘、孙健雄、魏志雄等牵头筹备成立了深圳隆回同乡会、深圳狮子会宝庆服务队、深圳市湖南隆回商会等多个组织，为乡友们搭建起了一个温暖的“娘家”。在筹备深圳市湖南隆回商会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资金短缺、人员分散、意见不一、互相拆台等问题接踵而至。袁吉松勇挑重担，身兼筹备会主任与秘书长两个职务，带领一些热心乡友全身心投入到商会的筹备工作中。为了节省开支，他自掏腰包支付会议场地费、资料印刷费等各项费用；为了凝聚人心，他不辞辛劳地走访在深圳各个区域的隆回乡亲，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化解各种矛盾和分歧。在商会首届会长选举中，大家都推举他当会长，但他坚决推让；在首任会长交接时，他将收到的120多万元会费一分不差地移交给新任会长，而自己垫付的费用却从不计较。他常说：“钱用在乡友身上，比放在我口袋里更有价值。能为大家做点实事，我无怨无悔。”
袁吉松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品格，源自于良好的家风家教，更源自于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他的父亲“一之叔”悬壶济世，多年来免费为乡亲看病；母亲善良勤劳，邻里乡亲有困难都会主动帮衬。他儿时就对小伙伴们很“穷大方”，他家是“半边户”，家境较其他小伙伴稍好一些。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只要看到身边有困难的人，他都会慷慨解囊、伸出援手。2006年举家迁到深圳后，创业初期举步维艰，但一旦站稳脚跟，他就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尤其是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和养老事业，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2017年，袁吉松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专门走访了罗洪镇的几所中小学。看到如今山区孩子的上学条件虽然比他小时候好了很多，国家也有“两免一补”等政策支持，尽量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但经济困难仍然是导致孩子们辍学的最主要原因。一些家庭因为思想观念落后，认为“读书无用”，早早就让孩子辍学打工；还有一些家庭因为遭受重大变故，生活陷入困境，无力承担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同时，学校的硬件设施虽然有了一定改善，但与城市学校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实验室，教学设备陈旧老化，操场、宿舍、饮水等基础条件也亟待改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全面发展。看到这些情况，袁吉松心里十分难受。他当即决定，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点实事。回到深圳后，他发起了对隆回县山区贫困学生的资助活动，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联系身边的朋友、同事和企业家，筹集助学金32万元。这些助学金全部用于北面偏远乡镇109名困难学生。与此同时，他还自筹资金21万元，为隆回山区的多所学校购置了电脑、投影仪、图书、体育器材等教学设备，极大地改善了这些学校的教学条件。
2022年7月，袁吉松得知罗洪镇中心小学因为缺乏活动经费，很多课外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十分单调。他当即决定，捐资5万元助力学校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并建立了专项助学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2023年3月，他了解到罗洪镇巴油小学的师生面临饮水难题，学校的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直接影响着师生的身体健康。他二话不说，捐资3万元，在学校打造了一口“爱心井”，并配套建设了净化水处理设施，让全校师生喝上了干净卫生的饮用水。
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袁吉松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每所中小学都没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他筹集来的善款只能打到学校负责人或老师的私人账户上，资金管理不够规范透明，容易出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公益助学事业能够长期稳定地开展下去，2023年，袁吉松牵头筹备成立了以袁吉六先生名字命名的“隆回县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袁吉六（1868—1932），字仲谦，隆回县罗洪镇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尤擅古文，曾在多所名校任教，并参与筹建湖南大学，是毛泽东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国文老师。毛泽东主席曾在《西行漫记》中回忆：“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袁吉六去世后，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亲笔题写“袁吉六先生之墓”，足见师生情谊之深厚。
成立隆回县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初衷是为了规范公益资金的管理，但随着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开展，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推动隆回山区教育发展与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研究院设立了“袁吉六教育爱心基金”，下设“扶贫帮困”与“奖师助学”两个专项，定向支持罗洪、高平等北面偏远乡镇的师生。每年，研究院都会对考取大学的学生发放1000至2000元的奖励，对被省重点高中录取的学生发放600至1000元的奖励，对贫困生给予1500至2500元的补助，同时表彰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及校长，激励广大师生勤学上进、教书育人。
2024年，袁吉松得知隆回二中的“追光少年”刘科因先天性视力障碍面临失学的消息后，心里十分着急。刘科出生于普通农户家庭，左眼视力为零，右眼视力仅0.04，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努力，以613分的优异成绩考入贵州大学。然而，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及视力障碍带来的诸多不便，让刘科和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袁吉松立即与研究院的同仁一起，驱车前往刘科同学家里，送去了2万元慰问金和一批励志书籍。在袁吉松和研究院的帮助下，刘科顺利进入大学深造，他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回报家乡。2025年，袁吉松又对全县四名考取清华、北大的同学各奖励一万元，鼓励他们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2025年3月29日，春寒料峭，但罗洪中学的操场上却暖意融融。由隆回县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承办的“奖师助学”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美丽罗洪》的悠扬旋律在操场上响起，20名身着红白礼仪服装的袁吉六少儿鼓乐队队员冒着严寒，踩着轻快的鼓点旋转登场，将大会推向了高潮。隆回县委、县政府多个部门的领导，以及众多爱心人士、优秀校长、优秀班主任、教学能手、励志学生代表等400余人参加了大会。在本次大会前，袁吉松带头捐款30万元，带动网红博士邹今有、知名歌手袁树雄等爱心人士共募集善款140余万元，其中，80万元由县教育基金会监管。本次会上，17.21万元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和资助励志学生，共有100余名优秀教师和学生获得了表彰和资助。袁吉松在大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成立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就是要传承袁吉六先生的教育理念，推动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让每个教师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2025年7月，隆回白马山上松涛阵阵，山风送爽。由袁吉松一手策划的“强军魂、展口才、传文脉”口才艺术夏令营在白马山正式开营。这场公益教育盛宴集结了32位名师名家，开设了19门特色课程，吸引了62名来自隆回各地的孩子参加（主要以罗洪、高平的学生为主）。夏令营的课程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谢更新将探月工程的科研经历融入“魏源睁眼看世界”的课程，为孩子们讲述探索宇宙、报效祖国的故事；奉锡样、夏亦中、龚刚、邹今友等政界领导和商界精英，分享了本土文化中的励志基因，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知名歌手杨玲平、阳清华和书画名家回楚佳、书法家罗静、楹联专家黎祜银、新闻记者胡德积、教育名师廖敦燕等，分别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拓宽孩子们的视野；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院长龚小平亲授朗诵课程，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邵阳市演讲与口才学会副会长、隆回县演讲家协会主席胡昌龙独创的“自信表达三步法”，让孩子们快速提升自信；全国演讲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良胤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清华北大学子分享了自己的奋斗故事，为孩子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国优秀语文教师杨旦萍则耐心细致地帮孩子们逐字修改演讲稿，常常忙碌到凌晨。在夏令营期间，退休老师夏福怡、罗忠旭、晏卫华和教官们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孩子们的生活：清早陪孩子们做早操，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深夜为踢被子的孩子掖好被角，保障他们的睡眠；组织孩子们整理内务，让饭来张口的孩子学会了把被子叠成“豆腐块”；鼓励孩子们主动担任小组发言人，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结营仪式上，隆回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原政协副主席对这次夏令营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这次夏令营有“五好”：营地选得好、服务保障好、课程安排好、社会反响好、成果展示好。他说：“袁吉六先生教我们读书要实，现在轮到我们把这份踏实劲儿传下去了。”家长们翻看手机里孩子们的照片，惊喜地发现，参加夏令营前后，孩子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内向腼腆到自信开朗，从娇生惯养到独立自强，在他们的笔记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袁吉松提出的立德、立志、立善、立学、立业、立功的“六立”箴言。隆回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更是称赞：“这场夏令营创造了三个奇迹，61个孩子零违纪、课程满意度100%、家长感谢信塞满信箱。”还被称赞为“名师最多、课程最全、提升最快、影响最大”的夏令营活动。
隆回是劳务输出大县，随着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加上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着经济压力、健康挑战、情感孤独及生活缺乏照料等问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吉松看到这种现状，心里十分牵挂，便牵头成立了“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组织在深圳和家乡的隆回乡友，开展“互助养老模式”，定期为家乡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上门服务，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陪老人聊天解闷，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2022年初夏，袁吉松回到家乡，还没进家门，便径直来到罗洪中心小学，组织了一场“敬老尊贤”座谈会。他邀请了全镇的退休教师和80岁以上的老人共30多人参加。当88岁的余月初老人戴着袁吉松亲手系上的鲜艳红围巾，拉住他的手感动地说：“吉松这孩子，比亲儿子还贴心，去年送来好多物品，如今又派车接我参会。”在座谈会上，袁吉松逐一为老人们递上印着“罗洪乡贤”字样的纪念册和每人2000元的慰问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当袁吉松得知90岁的邹宁国老师因腿疾无法参加座谈会时，会议一结束，他便立即驱车前往邹宁国老师家中。推开老人斑驳的木门，看到老人端坐在藤椅上，袁吉松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宁国老师，我看您来了！”随后，他掏出特意为老人准备的礼物和慰问金。邹洪顺老师因为外出探亲未能参加座谈会，袁吉松就委托村委会转交了一封手写的慰问信和慰问金，信中详细询问了老人的病情，并附上了深圳相关医生的联系方式，细微之处尽显真心与真诚。
2023年重阳节，袁吉松带领隆回县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的成员，前往高平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他们为老人们理发、体检、表演节目，给每个老人送上1000元的慰问金和慰问品，陪老人们度过了一个温馨愉快的重阳节。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拉着袁吉松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敬老爱老是袁吉六文化教育的核心思想之一。自研究院成立以来，袁吉松带领团队深入高平、罗洪等边远乡镇，走访慰问高龄老人、空巢老人120余人次，为每位老人送上慰问金和生活用品。为了让袁吉六文化教育思想惠及更多老人，他还推动研究院开发“银龄课堂”项目，计划每季在罗洪镇开设书法、文史等课程，由退休教师担任讲师，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遥怜故园菊，年年灿然开。家乡的阴晴风雨、一草一木都牵挂着袁吉松的心，他对故乡的奉献远不止于助学和敬老。他积极捐助老家的抗洪、抗旱、抗雪、抗疫工作，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和帮助；他出资支持家乡修路架桥，改善家乡的交通条件，方便乡亲们出行；他带头捐资编撰出版《罗洪镇志》，挖掘和传承家乡的历史文化；在“光彩事业”“爱心改变乡村面貌”等活动中，他每年捐款都超过万元，累计捐款达十多万元。袁吉松的妻子老家部分乡亲长期面临吃水难的问题，当地的饮用水水质差，直接影响着乡亲们的身体健康。袁吉松得知后，主动联系相关单位，承担了全部引水工程经费，修建了蓄水池，接通了引水管，让乡亲们喝上了干净卫生的饮用水。乡亲们感动地说：“吉松真是我们的贴心人，解决了我们多年的吃水难题。”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隆回乡土文化是每个隆回人的精神根基、情感家园，更是推动隆回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为了推动隆回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隆回县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在罗洪镇中小学成立了先锋队篮球队、排球队和鼓乐队，开展各类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发行了《袁吉六文教》首刊、第二期和第三期，举办了《学先贤袁吉六、做文化传承人》征文大赛和“学习袁吉六文化教育理念研讨会”；组织专家学者与罗洪乡亲深入交流，采写“口述历史”，挖掘罗洪历史文化；发起“吉六精神传承人”评选活动，向20位老教师颁发“文化传承奖章”，鼓励他们传承弘扬袁吉六的教育故事；举办古镇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座谈会，开启“追寻先贤袁吉六先生足迹之旅”活动，与湖南第一师范签署《文化结对共建协议书》，与多所高校建立文化结对共建联盟。袁吉松还在隆回县委、县政府组织的相关会议上，作了《凝聚各界力量，提升名人效应》的经验报告，分享了传承和弘扬袁吉六文化教育理念的做法和体会；组织市县摄影家开展文化名镇采风活动，用镜头记录罗洪的美丽风光和历史文化；在广州举办袁吉六文化教育理念座谈会，探讨“因材施教”“为国育才”思想的当代价值；参与发起深圳“爱国主义教育基金”，将袁吉六教书育人的精神理念融入青少年红色研学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吉六先生的教育思想和隆回的本土文化。
每个游子心中都有一条故乡的小河，那是母亲河，流淌着太多的美好与欢乐。袁吉松心里的母亲河，是罗洪那条宛如飘带、如诗如画的春溪河。2022年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袁吉松饱蘸乡愁，写下了歌词《春溪河》：“你从蓝天飞下/你从望云奔来/一路欢歌，一行笑语/穿过山坡，走过田凼/汇入资江，流进心里/你有大夫第牌楼写诗篇/节孝牌坊留杰作/你有高祝峰战壕铸英烈/八景八院传神奇/啊！春溪河，我的母亲河/你与罗洪人民血脉相通/无论我走得多远/总会回首我的母亲河——春溪河/你从蓝天飞下/你从望云奔来/一路欢歌，一行笑语/闻名小镇，悠久文化/风光独美，人杰地灵/你有毛主席恩师袁吉六/桃李天下教英才/你有中国與地学奠基人/七代建功邹汉勋/啊！春溪河，我的母亲河/你与罗洪儿女命运相连/无论我身在何方/总是梦回我的母亲河——春溪河！”
袁吉松几乎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创作，他辗转找到自由音乐人舒一夫老师。舒一夫老师被词作者对家乡的浓烈深情所打动，精心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老艺术家钱建设对这首作品爱不释手，将其精心打造成自己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后来，知名歌手阳清华又重新谱曲，将《春溪河》改版为独唱和二重唱两个版本，成为一首经典之作。紧接着，袁吉松又创作推出了歌唱家乡的姊妹曲——《美丽罗洪》。这两首歌将罗洪的名人名胜与四季风光融为一体，随着悠扬的旋律，湖南历史文化名镇罗洪的秀美景色如一幅壮丽画卷缓缓展开，让每一位游子都心生眷恋。有游子说，每每听到这歌声，仿佛闻到了稻麦的芳香和泥土的气息，尝到了家乡的糍粑和自酿的水酒，耳边又响起了母亲喊自己回家吃饭的声音。另外，袁吉松还为在深圳打拼的隆回人花巨资创作了一首《魏源故乡人在深圳》原创歌曲，受到广大乡友的喜爱。
初心如磐 人生答卷映赤诚
从湘西南罗洪镇的懵懂少年，到戍边卫国的武警军官；从隆回县法院的司法干警，到深圳的知名律师；从深耕法治的专业人士，到反哺桑梓的公益先锋，袁吉松的人生轨迹跨越山海，却始终围绕着“责任”与“奉献”两个核心词。四十余载春秋，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格局高、情怀浓、品行正”的深刻内涵。
他的忠诚担当，刻在戍边十年的风雪边关里，融在司法实践的公正坚守中，显在法治深耕的专业执着间。作为军人，他用青春守护国门安宁，练就一身铁骨；作为司法工作者，他以公正为尺，化解万千纠纷，让公平正义抵达人心；作为律师，他铁肩担道义，为弱势群体撑起法治晴空，胜诉率高达90%以上的成绩单，是专业能力最有力的佐证；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牵头成立南山区律师行业党委，凝聚党员力量，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用红色基因引领行业发展。
他的故土深情，藏在捐资助学的默默付出里，映在敬老爱老的温暖陪伴中，落在乡土文化的传承创新上。从筹集32万元助学金资助109名贫困学生，到捐资修建“爱心井”、设立助学基金；从组建“夕阳红”志愿服务队走访慰问120余名高龄老人，到推动“银龄课堂”丰富老人精神生活；从成立袁吉六文化教育研究院传承教育理念，到创作《春溪河》《美丽罗洪》《魏源故乡人在深圳》传唱家乡和乡友风采，他用点点滴滴的行动，反哺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袁吉松的人生答卷，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满是脚踏实地的实干与奉献。他荣立三等功2次，获评“全国爱老敬老助老模范人物”“影响中国——2023年度法制新闻人物”“广东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等众多荣誉，这些光环的背后，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对家乡的深情。
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见证，90%以上的支持率，无明确反对的广泛认可，正是他人格魅力与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他用一生践行着“持法为衡、怀心为炬”的信念，既做法治路上的坚定守护者，也做桑梓故土的深情守望者。
袁吉松的故事，是一代隆回儿女拼搏奋进、反哺家乡的缩影。他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法治前行的道路，也温暖了故土亲人的心房；他似一面旗帜，彰显了当代杰出人士的责任担当，更激励着更多人以初心赴使命，以实干显担当，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发展、家乡振兴贡献力量。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初心使命，必将在时光长河中熠熠生辉，永远值得铭记与敬仰。
作者简介：刘跃清，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南京市第二十届、二十二届签约作家，南京市栖霞区作协副主席。多篇中短篇小说在《解放军文艺》《芙蓉》《作品》《雨花》等刊物上发表，多次被《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出版长篇军事题材小说《士兵凶猛》《梦回吹角连营》《铁马冰河入梦来》《沙场秋点兵》，长篇纪实《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纪实》《上甘岭43昼夜》《战斗在朝鲜》，中短篇小说集《连队之河》，散文集《举头望明月》等。曾获全军中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双年度奖、江苏省报告文学奖等。现服务于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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