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没有补考机会的“大考”。
今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将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首次对“昆蒙框架”集体执行进度进行全球审查。各缔约方提交的第七次国家报告，就是这场“大考”的答卷。
9月1日，以“国家报告与进程展望”为主题的“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年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执行进展、主流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多公约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上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紧迫：共识已经达成，行动远未到位，时间却所剩无几。
9月1日，“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年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全球审查：129份国家报告揭示的“成绩单”与“欠账”
截至目前，已有129个缔约方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了第七次国家报告，三分之二的缔约方完成了报告任务。《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介绍，目前已有162个缔约方制定了与“昆蒙框架”相衔接的国家目标，覆盖了23项全球目标中的22项。但她同时直言：“虽然现在判断我们是否能够实现2050年目标还稍微有些早，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目前我们并没有走在实现2030年目标的正确轨道上。”
坎贝尔给出的数据令人警醒：在缔约方开展的自我评估中，认为实施进展能够支撑实现全球目标的不足一半。目标3（“30×30”保护目标）是自我评估得分最高的，但也仅有50%的缔约方认为自己正按计划推进。而那些与主流化、融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相关的目标，进展更为滞后。2025年提出的每年动员200亿美元用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也可能无法如期实现。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邸伟杰在致辞中表示，全球审查的意义“不在排名打分，而在凝聚合力”。他强调，生物多样性履约是复杂的多学科议题，“从目标分解到实践落地，都需要建立在可靠的技术支撑基础之上”。
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专家阿拉·亚历克萨尼扬介绍了主办国的准备情况。亚美尼亚已建立与“昆蒙框架”相衔接的国家战略，制定了30项国家目标和126项具体行动。她表示，当前的关键挑战是加快实施、加快融资、加快监测体系建设、加快跨机构协调。亚美尼亚的目标是：当国际社会10月齐聚埃里温参加COP17时，展现的将不只是政治承诺，还有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质进展。
哥伦比亚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协调员戴安娜·普利多介绍，哥伦比亚约17%的陆地区域和32%的海洋区域已得到保护。她特别指出，哥伦比亚正在推动保护工作的重点从“保护了多少面积”转向“保护是否真正有效”，运用管理有效性指标从治理、规划、监测评估、保护成效等多维度衡量保护地的实际效果。
在黑龙江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只驼鹿在湿地中漫步（无人机照片）。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东部伊勒呼里山南麓，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新华社发（庄宇摄）
中国路径：17个部委合力，30%红线提前“交卷”
作为“昆蒙框架”的共同发起方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实践成为研讨会上的焦点。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原一级巡视员刘宁介绍，中国在《昆蒙框架》颁布之前，陆地保护领域就已经实现了30%的保护目标——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30%以上的陆域国土。95%的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99%的红树林、96%的国家一级公益林均已纳入红线范围。
中国第七次国家报告的编制过程也颇具特色。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生物多样性公约处副处长王也分享了三点经验：第一，报告本土化，中国设立了27个国家目标，与“昆蒙框架”23个行动目标对应，并结合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更便于从管理者的角度获取相关数据；第二，除了生态环境部以外，还有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财政部、海关总署等17个部委直接参与编制，这些参与编制的部门的工作与整体“昆蒙框架”实施相关；第三，注重案例的呈现，哪怕整个目标还不是完全按计划进行，已取得的实践对之后的工作也非常有价值。
刘宁在报告中指出，中国4个优先领域的27个优先行动中，21项行动进展达到预期，剩余6项仍需加快推进。在优先领域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中，有3项需要加速；在优先领域四（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有2项需要加快推进。他表示，“下一步要在目标9、12、14、19、24、26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科研和全民参与的机制，加大财政与金融投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徐靖特别提到，2026年8月15日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形式发布的法律。法典设置了物种保护专章，对物种进行分级分类保护，与IUCN的分类标准充分衔接。
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猴谷拍摄的川金丝猴。最新监测数据表明，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突出，区域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 新华社记者 段卓力 摄
资金之困：从“切蛋糕”到“做大蛋糕”的金融突围
资金问题是贯穿全天的核心议题之一。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介绍，生物多样性金融在中国已从理念倡议进入标准建设和产品创新阶段。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涵盖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高敏感性行业友好活动四大类87项相关经济活动。目前已有26个省市正在积极试用该目录。40多家中资银行开始采用TNFD披露框架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
但白韫雯也指出了下一步的关键难点：怎么把自然变化，无论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稳定地转化为金融能够识别的语言。她提出，需要建立项目基线、生态绩效评估指标和对重点项目监测和信息披露，判断融资是否真正带来生物多样性增益；打通自然变化向企业经营和金融风险传导的链条，提升自然相关风险的识别、计量和定价能力；针对生态项目公益属性强、财务回报弱等特点，完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让生物多样性金融从“项目贴标”走向“实质性贡献”。
白韫雯建议探索类似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资金进来可以帮助改善项目风险收益的结构，更容易让金融机构参与进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绿色金融项目主任冷斐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视角：如果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质上就是“切蛋糕”。这块蛋糕应该切给谁？而协同的意义在于同时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和气候变化目标，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她以全球环境基金给中国的资金分配为例：气候变化领域500万美元，生物多样性领域2000多万美元，土地退化领域91万美元，还有一个300万美元的混合融资。国际社会正越来越关注用多边银行的资金撬动私营部门参与。
在古浪县八步沙林场，治沙工人在维修一处滴灌喷头。从最初的人工草方格压沙造林，到如今滴灌精细化护绿，八步沙林场不断更新治沙技术，加速荒漠生态修复，持续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新华社发
“里约三公约”如何打破各说各话，走向协同增效？
2026年被称为“里约三公约之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COP17刚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闭幕，《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7将于10月在亚美尼亚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31将于11月在土耳其举行。三场大会首尾相连，让公约之间的协同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科学、社会与可持续发展未来司原司长亚历山大·舍斯塔科夫在发言中直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重全球挑战叠加的时代’，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机相互强化。”他指出，“各公约秘书处可以彼此沟通，但公约的具体实施取决于各缔约方，在许多国家，不同公约由不同政府部门负责，有时它们甚至位于同一栋办公楼内，却仍然互不交流。”
舍斯塔科夫特别指出了资金竞争的问题：各公约在争取同一笔有限资金。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荒漠化三公约常常相互竞争资金。他的建议是：“如果优先支持能够同时促进三项公约协同实施的项目，就可以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协同治理成效。”他还提到，里约三公约已经同意研究如何减轻各国分别向每项公约提交报告的沉重负担。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指出，气候变化有清晰的碳排放目标，但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度量难、确权难、定价难、抵押难、交易难、补偿难。“这些基础问题解决不了，未来所有的路径都只能是不可复制的案例而已。”
他呼吁构建一个让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治理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对话的机制，“设立协同的目标、统筹的数据体系、整体的风险评估方法。”
最后四年：从共识到行动
距离2030年仅剩四年。在圆桌讨论的最后，主持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张林秀请每位嘉宾用一个词概括本国推进《昆蒙框架》面临的最大挑战。四个词，道出了共同的紧迫感。
哥伦比亚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协调员戴安娜·普利多的回答是 “协作” 。她说：“我觉得实施全球目标的话，‘合作’是关键。 ”
英国牛津大学利华休姆自然恢复中心研究员艾莉斯·斯图尔特选择了 “变革” 。她坦言，英国和许多国家目前采取的工作并没有反映遏制并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紧迫性，现有的措施“主要是基于现有的英国强大的环保法律”。
在她看来，保护资金高度依赖公共财政且来源不明、土地利用冲突尖锐、自然保护被视为住房建设目标未完成的“替罪羊”……种种矛盾交织下，英国要实现所需规模的自然恢复，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根本性的转型。她同时带来了一个来自IPBES评估报告的核心判断：企业能成为变革的推动力，但仅靠自愿行动还不够，“还需要改变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和市场环境”。
加拿大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部森林项目合作伙伴关系主任朱莉·伯恩的回答是 “加速” 。她说，加拿大拥有全球20%的淡水、25%的湿地和24%的北方森林，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责任与开发压力并存。“我们有强有力的承诺，采取了有意义的行动，也体现了领导力，但进展是缓慢的。”
在陆地保护占比仅13.8%、海洋保护占比仅15.5%的现实下，伯恩直言“我们需要进一步加速”。她特别提到，有害补贴是加拿大面临的顽固挑战，2024年油气行业获得了约300亿加元补贴，而同年对自然向好的投资只有40亿加元。正面激励的成效，正在被负面激励所抵消。
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生物多样性公约》处负责人王也给出的词是 “协调” 。她表示，“中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带动各个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协同”。不仅是生态环境部门的事，而是把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到各行各业当中。在她看来，“与其有专门的资金、专门的行动做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如在相关决策的时候把生物多样性考虑在内，这才是最有成效、最主流化的一种做法。”
紧迫感的来源，不止于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在报告中指出，大多数缔约方在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定量监测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我们甚至很难准确了解当前实施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也很难判断生物多样性目前在哪些地方面临最大的风险”。她呼吁COP17认真讨论如何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数据与知识体系。
中国第六次和第七次国家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刘宁在报告中坦承，中国有21项优先行动正在实现，但仍有6项进展速度不够。“不加速的话，可能在2030年中国没有达到既定目标。 世界范围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强调，“下一步要在目标9、12、14、19、24、26方面加大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科研和全民参与的机制，加大财政投入”。
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看来，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全社会有没有共识，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地把这种共识转化成跨部门的协同行动，转化成稳定的资金保障和可复制推广的行业与地方实践。
她提出了三条建议：强化国家政策的地方实践转化，在《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框架下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和重点行业开展协同治理试点；为不同行业提供可操作的指南和工具包；推动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复制推广，把最佳实践变成不仅看得见，而且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操作。
舍斯塔科夫在发言的结尾，说出了与会者共同的心声：“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从无休止的规划真正转向实际行动，做出一些能够被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的事情。 ”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