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一亿多人用了三十年都无法摆脱经济困局？|东京|国民|日本|负债表|财政

8月17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了第二季度GDP数据。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GDP环比增长0.3%，年化增速1.1%，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这组数据放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可能都不算稀奇。但放在日本身上，它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经济停滞，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

1990年泡沫破裂至今，日本经济经历了整整三十多年的低增长。GDP全球占比从巅峰期的18%一路滑落到不足4%，人均GDP从美国的1.54倍跌落到现在的六成左右。三十年工资累计增长只有6%，而房价和股市用了二十年还没回到泡沫前的高点。

一个一亿多人口的国家，拥有顶尖的制造业、勤勉的国民、完备的基础设施，为什么用了三十年都走不出经济困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危机、一次人口结构剧变、一轮产业竞争力衰退和一套制度性僵化相互叠加、彼此强化的结果。每一层困境都在加固另一层，最终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低增长均衡陷阱。

泡沫破裂后的第一个十年，大多数人以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周期调整，熬一熬就能过去。

但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精准地戳破了这个幻觉。

泡沫顶峰时期的日本，企业和居民疯狂加杠杆，借贷资金涌入股市和楼市。日经指数冲到38957点，东京银座单坪地价突破1亿日元，东京皇宫整片土地的估值据说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加州。

然后泡沫破了。日经指数两年内暴跌60%，东京房价指数从1990年初的324.8点跌到1999年末的134.6点，整体跌幅58.6%。日本六大核心城市商业物业价格，到2005年较峰值暴跌了87%。

资产价格可以在一夜间腰斩，但债务不会。

资产缩水、负债不变，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瞬间恶化，大面积陷入“资不抵债”。

从那一刻起，日本经济的底层逻辑彻底变了。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拼尽全力偿债、缩减投资；居民不再消费升级，而是拼命储蓄、规避负债。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无数个体的理性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宏观层面的通缩螺旋。

日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1993年达到144.9%的峰值，之后一路下降，直到2015年才降到94.4%。企业用了整整二十二年，才把资产负债表修复到相对健康的水平。

在这二十多年里，私人部门持续缩表，政府只能被动加杠杆托底。日本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财政扩张，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63%飙升到2021年的262.5%，远超希腊债务危机时的207%。

巨额国债避免了经济崩盘，但也透支了未来数代人的财政空间。等到企业资产负债表好不容易修复完成，日本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不堪重负，新一轮的刺激空间被大大压缩。

这就是日本困局的第一层：泡沫破裂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消化完，而消化的代价，是政府背上了永远还不清的债。

如果说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经济的急性病，人口结构变化就是慢性病，而且是不治之症。

199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开始持续下滑。到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较峰值减少了约15%。2024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9%，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新生儿数量更能说明问题。1973年第二次婴儿潮时，日本一年还有209万新生儿。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6.5万。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最底层的动力。当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减少，想要维持经济增长，就只能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弥补。

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谈何容易？它需要技术进步、需要资本投入、需要制度创新，每一样都不是短期能见效的。

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消费需求的持续萎缩。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远低于年轻人，房子、车子、家电这些大件消费，主力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消费蛋糕就在不断缩小。日本的耐用品消费普及率在上世纪90年代就超过了80%，住宅空置率突破10%，国内市场基本饱和。

其次是创新活力的下降。创新本质上是年轻人的游戏。硅谷的科技巨头、深圳的创业公司，核心团队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日本社会老龄化之后，整个社会的风险偏好持续降低，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不断消退。日本不再诞生像美国那样的科技巨头，也不再出现划时代的技术突破。

再次是社保负担的加重。老龄化意味着养老和医疗支出的持续增长，而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却在减少。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社保支出越来越高→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加税或发债→企业和居民负担加重→消费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经济增长更加乏力。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本质上都是现收现付制——用现在年轻人交的钱，养现在的老人。当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

更致命的是，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停滞→收入不涨→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孩子→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经济更加停滞。日本已经在这个循环里转了三十年，而且越转越深。

这就是日本困局的第二层：人口结构的不可逆变化，让经济增长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再多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也填补不了每年几十万劳动人口消失的缺口。

如果说人口是日本经济的量的问题，产业竞争力就是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全球制造业的王者。汽车、家电、半导体、机床，几乎所有高端制造领域，日本企业都是第一梯队。1983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认为日本是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最具威胁”的挑战者。

三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半导体行业，日本从全球霸主沦落为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曾经的日立、东芝、NEC在芯片制造领域全面败退，现在只剩下东京电子、信越化学等少数企业在设备和材料环节保持优势。消费电子行业，索尼、松下、夏普的光环逐渐黯淡，被三星和中国企业步步紧逼。汽车行业，日本的最后一根支柱，也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浪潮中显得步履蹒跚。

日本错过了互联网，也正在错过AI。

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企业和居民缩减支出→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停滞→消费和投资更加谨慎。这是第一个循环。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社保负担加重→财政压力增大→企业和居民税负增加→消费和投资能力下降。这是第二个循环。

产业竞争力下滑→出口增长乏力→外需引擎失速→经济增长放缓→研发投入不足→产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这是第三个循环。

这三个循环不是独立运行的，它们交织在一起，互相加强。比如，老龄化加剧了财政负担，压缩了改革的空间；产业竞争力下滑导致收入增长停滞，进一步压低了出生率；资产负债表衰退之后企业更加保守，研发投入和创新意愿都在下降。

一个国家一旦陷入这样的多重嵌套循环，想要单靠某一项政策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货币政策放了三十年水，利率降到了负数，效果越来越弱。财政刺激用了三十年，债务堆到了GDP的260%，边际效益递减。

日本不是没有尝试过改革。小泉纯一郎的邮政民营化、安倍的一亿总活跃社会、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每一届日本都有自己的口号和方案。但每一次变革都是浅尝辄止，触及深层利益就退了回来。

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了一种“低增长均衡”——大家习惯了不增长，习惯了工资不涨，习惯了物价稳定，习惯了平淡的日子。既然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变好，那至少维持现状也不错。

这种心态一旦形成，变革的社会基础就更加薄弱了。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更好未来”，去承受确定的“当下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