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第一次见到草间弥生时，她已经在东京一家精神病院住了十多年，几乎被纽约艺术界忘得一干二净。那年我还是研究战后日本艺术的研究生，受邀为纽约新机构国际当代艺术中心策划开幕展。我选了草间弥生，一心想把她从默默无闻里拉出来。
37年后，她上个月去世，享年97岁。悼念像潮水一样涌来，所有人都在说她晚年的艺术复兴：女性艺术家创下破纪录的拍卖价格，镜面沉浸式装置前排起长队，还有她两次为路易威登设计的波点奢侈品系列。可这恰恰是个悖论——她的人生和艺术，反而被盛名遮住了。
盛名之下，被偷走的创意
草间弥生的疯狂是她传奇的一部分，但精神疾病不等于艺术才能，其结果也并非总是艺术。关于她的各种论述，包括我自己的，往往透过心理扭曲的透镜去解读她的作品。这固然有道理，但造就这位艺术家的，并不是那种扭曲。
近几十年的声名，遮蔽了我们对那股强烈愤怒和原创天才的欣赏。正是这些驱使她不停地创作，持续不断。这种名声还忽略了一个事实：从她早年时期起，男性艺术家就一直在攫取她的创意。她的作品似乎启发了克莱斯·奥登伯格的鼓胀缝制填充雕塑、安迪·沃霍尔作为墙纸的重复图像，以及卢卡斯·萨马拉斯的互动镜面房间。
我第一次见到草间弥生是在东京一家咖啡店。她走路很快，略微佝偻着身子，活像一只企鹅。她眼神炽烈，涂着浓重的口红，画了些许眼线和腮红，额头皱纹很深。她说话时身体前倾，用连珠炮似的英语讲述着故事、背叛、胜利和信念，时常省略动词和时态。偶尔，她会抬头看着我们微笑，仿佛有只小鸟栖息在她的视线之中。在那些瞬间，我看到了她的美。
那些箱子，装着她被遗忘的前半生
我们是第一批打开她工作室大门的学者，那间工作室就在她自1977年起自愿居住的精神病院附近。屋里堆满了贴有泛美航空标志并绘有波点图案的行李箱。每个架子上都塞满了礼帽盒和鞋盒，还有成架的画作，许多仍然卷着，仿佛多年前从纽约运来时就一直是那样。
我们在箱子里发现的东西，后来成为全球草间热潮中那些肖像、艺术作品和表演照片的来源。包括她1966年参加第33届威尼斯双年展时的资料，当时她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策划了《水仙花园》项目，抗议艺术市场的商业化。她身着金色和服，把1500个镜面塑料球摆放在草坪上，标价每个二美元出售。主办方随后要求她离开。
自那以后，各大博物馆举办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回顾展，她的作品被纳入数百场群展，包括我自己策划的一些展览。但一路走来，有些东西丢失了：她来自哪里，是什么驱动着她。
从花田到纽约，愤怒是她的燃料
草间弥生成长于战时日本军事政权时期一个保守家庭。母亲非常反对她搞艺术，会从背后悄悄靠近，抢走她的素描。她还有一个拈花惹草的父亲，她早年也遭受过性创伤。她家为经营种子批发业务而种植花卉。那些旋涡状的小花，正是草间弥生对不断增殖的圆点之“网”执念的来源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日本精神科医生称草间弥生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天才女艺术家”。从那时起，她把自己视幻觉和听幻觉的效果描述为“自我消解”——消解为虚无。创作成千上万的物品，使她免于彻底的绝望和可能的自杀。
1958年，29岁的草间弥生来到纽约。当时距珍珠港事件仅16年，距广岛原子弹爆炸仅13年，报纸上仍把她的同胞称作“日本佬”。她终身未婚，离开日本是为了摆脱那里的“枷锁、陈规和偏见”。她说日本“太狭小、太顺从、太封建、太轻视女性”，艺术家无法在那里发展。
草间弥生对认可的渴望，来自对父权制、军国主义、从众心理等障碍的愤怒。到了美国后，又加上了对男性艺术家主导的艺术界的愤怒。1968年，她与安迪·沃霍尔争夺公众关注，她赢了。她想打败的并不是沃霍尔，而是她想要反叛的那个体制。在她那些反越战的偶发行为艺术中，裸体嬉皮士被她画上波点，象征宇宙之爱，旨在消解自我，而非炫耀身体。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时，她在给他的公开信中写道：“让我们忘掉自己，最亲爱的理查德，与绝对融为一体，大家一起赤诚相见。”
无限镜屋：从恐惧到自拍背景板
1973年回到东京后，草间弥生成为青年文化的偶像。在日本国内，她是现代史上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她最具标志性的系列作品是“无限镜屋”。她于1965年首次呈现这一系列作品，并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回到这一主题，制造出越来越大的万花筒式环境，参观者一次只能进入一人。
这些“沉浸式艺术作品”已成为艺术界的游乐屋。经常有人排队等候进入，但很少有人是为了体味艺术家最初的构想，去体验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或是凝视自己被无限分裂的倒影。相反，他们只是去自拍的。
如果正如约翰·列侬所说，小野洋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那么草间弥生就成了世界上最无名的著名艺术家。
她爱过谁吗？
人们问我：她爱过谁吗？在那些储物箱里，我们找到了一批情书，上面拼贴着蝴蝶和图画，是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写给“弥生”的。她告诉我，他常常早上打电话来，而她总会不耐烦地说：“约瑟夫，我得去买咖啡。”
“我等你，”他会说。然后她就会在曼哈顿街头闲逛，把他的电话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回到家，发现电话还静静地躺在她离开时的位置。“弥生？”
最近一次去东京时，我想去看望草间弥生。她已经太过虚弱。她信赖的朋友、草间弥生美术馆馆长建畠晢告诉我，大多数日子里，她膝上都放着一块方形画布，尺寸正好是她双臂够得到的范围。她选择独自待在精神科病房的床上：她被爱着，但她那狂野的想象力已将她完全吞噬，以至于她对爱或名声都无暇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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