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同宁｜金龙驿传，天下同宁！|吴越|天下同|水府|道教|金龙驿传|龙王

杭州西湖之下，曾沉睡着一位特殊的信使。

20世纪50年代，西湖疏浚过程中，随着吴越国王投下的银简一同出水的，还有一件五代吴越鎏金银龙。它并非传说中翱翔云端的神龙，而是一件曾参与古代仪式的实物。千年前，它与银简、玉璧等共同沉入钱唐湖水府，承担着将人间祈愿传达神明的使命。

图一：鎏金银龙

，我们通过钱镠银简看见了吴越王室写给水府的文字；而这一次，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伴随这些文字同行的龙。

为什么古人认为，一条龙能够承担沟通天地的使命？

这要从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龙信仰说起。

龙何以成为天地间的驿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很早便与云气、水泽和升腾变化联系在一起。《周易·乾·文言》已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以龙与云的相从说明同气相求。随着相关观念不断发展，龙能够乘云升降、潜渊入水的神异特征，也成为后世宗教想象的重要来源。

到了投龙仪式中，这种穿行不同空间的能力被赋予了更加具体的意义。在投龙这一特定仪式里，被投入山川水府的龙形器并非祈告对象本身，而是承担传信与告盟功能的仪式媒介。

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编定《太上黄箓斋仪》时，对为何以龙传信有过非常直接的解释。《投龙璧仪》称：“龙者，乘云气，御阴阳……变化不测，入地升天……可以驿传信命，通达玄灵者，其惟龙乎”；甚至进一步以人间交通作比，称“上天以龙为驿骑，往来人间”。

因而在这套仪式观念中，龙之所以被选择，并不只因为它尊贵或神异，更因为它被认为具有往来天地、出入不同神圣空间的能力。

图二：鎏金铜龙安徽博物院藏

钱镠投龙银简篇末反复出现的“金龙驿传”，正与这一观念相呼应。钱镠62岁钱唐湖、射的潭以及其后钱唐湖银简中，都可见这一程式性表达：告文已经写就，投送之处已经注明，接下来便借金龙驿传之义，使人间的祈请通达水府。

“驿传”原本指古代驿站传递信息，而在投龙仪式中，它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象征意义：

人间写下的文字，由金龙携带，穿越山川水府，传达至神灵所在之处。

同为龙，角色却并不相同

如果将本次展出的几件唐五代龙形器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们年代相近，也都取龙形，材质与出土环境却并不相同。

何家村走龙以赤金制成，杭州西湖出水的五代吴越龙为鎏金银质，安徽宣城盘龙山出土的数件龙形器也留有施金痕迹；相比之下，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两件龙则为素铜，成为这组展品中唯一没有鎏金或金质效果的龙形器。这样的差异提醒我们：即使同样是龙，在不同宗教空间与仪式体系中，未必承担相同的功能。

河北定州静志寺的两件铜龙出自佛教舍利塔地宫。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中的 Nāga 在汉译佛典中通常被译作“龙”，并在长期中国化过程中与本土龙神、水神观念不断融合。而佛教中的龙或龙王往往是具有独立身份与神异能力的宗教角色，可以听法、供养、护持佛法。例如娑竭罗龙王、难陀与跋难陀等，都是汉译佛典中经常出现的龙众或龙王。它们与佛、菩萨以及佛教世界中的其他护法神众共同构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宗教世界。

图三：铜龙定州博物馆藏

与之相对，投龙本身是一种道教仪式。按照道教科仪，斋醮完成后，会将写有祈愿、告谢内容的文简，与龙、玉璧、金钮等信物相副，投入名山洞府或潭渊水府，以奏告神明。因此，投龙体系中的龙并不是作为道教的龙王被供奉，而是被纳入一套完整的告盟与传信仪式之中。杭州西湖出水的五代吴越鎏金银龙，正属于这样的语境。

而投龙仪式为什么特别强调用金龙，杜光庭《投龙璧仪》对此有一段解释：

“五金之最，坚刚不渝。天地所宝，通灵合神。故以上金铸之，取法龙形。”

这段话点出了投龙金龙在形与质上的双重意义：取龙形，是借助龙能够升降天地、出入神圣空间的神异属性；用金材，则取其“坚刚不渝”“通灵合神”。因此，投龙中的金并非单纯为了显示贵重，而是仪式意义的一部分。以龙形取其通达，以金质取其通灵，二者结合，才构成了投龙科仪中作为驿使的金龙。

图四：北宋西湖金龙

展柜中的几条龙，乍看之下只是材质、大小与姿态各异的古代龙形器；但当它们被重新放回各自的宗教空间，差异便不再只是表面的工艺变化。定州静志寺塔地宫中的素铜龙，属于佛教舍利瘗藏的世界；钱唐湖出水的鎏金银龙，则与道教投龙科仪紧密相连。金与铜、鎏金与素地，因而不只是手中的材料选择，也成为不同信仰传统与仪式用途留下的痕迹。

同样一条龙，进入不同的世界，便承担不同的使命。有的守护佛法，有的通达神明；有的静卧塔下，有的随简沉入湖心。千年之后，当它们并肩出现在展厅里，我们看到的，已不只是龙的形象本身，而是古人如何借助一件器物，为人与神明之间建立起各自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