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消息来得毫无征兆。我弟弟突然开始从那些他介绍给我认识的朋友、或者我们共同剩下的寥寥几人那里听说，有人在开罗见过我。说我走在某条街上，或者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可我已经十二年没在那座城市生活过了。

十八岁那年，我在机场和弟弟挥手告别。带着我的小包，装着希望，也装着担心。我看见一种逃亡者才有的、柔软的疑虑，深深种进了他的眼睛里。他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做了对的决定。父母已经尽了全力，最后也只凑够了一张飞往欧洲的机票。本来该是我们兄弟俩一起走，后来变成他一个人走，再后来又变成我，再后来又变回他。我忘了那些来回权衡的理由，只记得最后定下来的是我——弟弟先走，哥哥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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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像读了一个大学学位

一年后，我出发了。路线绕得很远，我试着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六七个城市里安顿下来，不停用新号码给家里发消息。报平安的消息。还有钱。那些早就作废的号码和住过的地址，到现在还留在我脑子里。我怀疑自己的一部分还留在那些地方。也许那些地方的人偶尔也会想起我——毕竟我们有时候会毫无缘由地突然记起一张只打过一次照面的脸。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我记得，有些事我忘了。

我一直往北走，直到伦敦。从在开罗国际机场和弟弟告别，到落地这里，整整花了四年。到的时候我很累，人也变了一点。没那么乐观了，也没那么害怕了。伦敦这八年就是我的家。“家”——用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身上，这词多奇怪。可有些日子，一种恐惧会从我心里升起来：我可能永远都离不开它了。

“四年，”我到的第一天弟弟就这么说，后来也说过几次，语气总是安慰又高兴，“一个大学学位的时间。你终于毕业了，我的孩子。”

我恨伦敦，也爱伦敦

我恨伦敦。我又恨又爱，同时发生。我没告诉弟弟这件事，怕他会明白：我们只会恨和爱那些我们相信自己永远离不开的地方。我了解他的思路。我也没告诉他，我一直都接受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是不被需要的。也许被需要，但不被欢迎。这太明显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已经学会和这件事和平共处——在伦敦，就像在生活里一样，没有一定程度的冷漠是过不下去的。你得学会不在乎。

说这些只是想说我没事。我学会了离开家，也过得不错。我发现自己做生意的天赋，现在管着不止一家、而是三家店，这里人管它们叫“报刊亭”。

“别给自己惹麻烦。”我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