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绿色转型和发展是全球性的潮流和趋势。尽管全球绿色转型进程不时遭遇波折，但是绝大多数国家追求绿色转型和发展的目标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绿色转型和发展其实质是强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协调，谋求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的长期脱钩，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从长期来看，资源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一般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演化规律，即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资源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资源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当跨越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达到高峰时，意味着绿色转型开始起步。而只有在跨越资源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达到高峰时，才可以说真正进入到绿色发展阶段。从强度高峰到总量高峰阶段可称为浅绿色发展阶段。

全球不同层面均处于绿色转型进程中

当前，从全球层面、大洲层面到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家层面普遍呈现出绿色转型的大趋势。在全球层面，自1992年确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全球就踏上了绿色转型的新征程，资源环境绩效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绿色转型过程大体分为4个阶段：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阶段，即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前10年（1992年—2002年）；绿色转型进程徘徊甚至倒退阶段（2002年—2014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驱动的绿色转型新阶段（2015年—2019年）和疫情后的绿色转型加速阶段（2020年—今）。

与此同时，全球的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在2014年达峰，此后基本步入下行阶段。其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在过去的30余年里总体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是以2021年为转折点，大致进入平台期，有望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可以综合判断，全球当前正处于人均资源环境影响高峰到资源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对应着浅绿色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动力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

在五大洲层面，其绿色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绿色转型进程出现分化。与疫情前相比，除了亚洲的绿色转型步伐加快外，其他各大洲则速度放缓。在国际组织或集团层面，相比疫情前，G7、G20、BRICS、EU、OECD、SCO、RCEP、APEC等组织或集团的绿色转型进程有所加速，而其他国际组织或集团则呈减速态势。目前，欧洲、美洲、大洋洲和北美洲，以及G7、EU27、OECD、RCEP整体上已经跨越了三个“倒U型”曲线高峰，步入绿色发展轨道。

在主要国家层面，绿色转型进程差异显著。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的资源环境绩效总体上仍保持略微下降或下降态势外，其他主要国家均保持上升态势。目前有47个国家已经或者基本上跨过了绿色发展的门槛。但是，相比疫情前，有40个国家的绿色转型进程出现加速态势，而其他多数国家速度放缓。

中国已成为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

中国是世界资源环境态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世界同期绿色转型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资源环境绩效提升速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5倍。与疫情前相比，中国的绿色转型进程呈加速态势。中国的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和资源环境影响总量的变化趋势类似。相对全球趋势而言，中国人均资源环境影响经历了由1992年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03年一举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而中国的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变化趋势基本上与全球大体一致。2021年，中国的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达到顶点，此时全球的资源环境影响总量也上升到一个历史性的高点和拐点。这种变化趋势的对比充分体现出中国对全球资源环境态势的影响力。

中国的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达峰对于扭转全球资源环境态势、加速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驱动着全球资源环境影响总量步入一个平台期，为遏止乃至扭转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大加速”态势即全球环境变化在速度、强度、规模和范围上显著增长的态势，发挥了引领性和主导性作用。而且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正在为全球的绿色转型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绿色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出口不仅为全球市场提供了低成本的光伏系统、电动车和电池储能系统，而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即将进入平台期或开始下降——这一历史性时刻是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所推动的。

中国的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达峰也是中国跨越绿色发展门槛的标志。2021年是中国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和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峰值年，同时又是我国经济发展从浅绿发展走向绿色发展的转折点。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从此正式迈入绿色发展或绿色创新驱动的轨道，而且标志着中国从全球生态文明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并且成为当今世界涉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达到156个，覆盖了全球23.6%的GDP（26.2万亿美元）、51.1%的人口（41.6亿人）和65.7%的土地面积（8523万km2）。如果将中国包含在内，则相应比率分别提高到40.4%、68.4%和72.9%。

“一带一路”沿线呈现显著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特征。这一区域在经济发展维度上既是世界经济活跃区又是经济增长潜力区，既是世界经济发展落后区又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区，既是世界创新活动勃发区又是创新能力薄弱区；在社会发展维度上，既是人类发展跃进区又是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区，既是人类多元文化交汇区又是多重风险叠加区；在资源环境维度上，既是世界自然资源集中生产区又是自然资源集中消耗区，既是世界废弃物的主要产生区又是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密集排放区，既是全球生态环境脆弱区又是人类活动强烈区。

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源环境绩效明显偏低，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只有走绿色发展之路，“一带一路”才能行稳致远。尽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资源环境绩效自2013年以来呈上升趋势，然而新冠疫情后，其绿色转型步伐趋缓，这很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绿色转型缺少资金等原因所致。同时，除了2020年出现短暂的下降外，其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则总体保持上升趋势。鉴于“一带一路”是未来全球人口、城市化人口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增长区，因此，其资源环境影响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综合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整体上大致处于浅绿色发展中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或资本驱动。对于沿线不同区域而言，中东欧国家、欧洲国家和南美国家总体进入绿色发展阶段，而其他“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和经济走廊大多还处于浅绿色发展中前期阶段。

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引领者，更应成为“一带一路”绿色转型的“火车头”。为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化，中国已出台了系列相关的规划、政策、文件、行动和倡议，逐步建立起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机制和平台，并且在企业和项目层面形成了一批成功的绿色发展案例和实践经验。鉴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特征不同，绿色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各异，并且多重风险叠加且风险水平较高，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深度绿色合作，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前提下，兼顾区情和各国的国情，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绿色合作的重点除了包括绿色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金融外，还可拓展到绿色经济或绿色产业、绿色贸易或绿色供应链、绿色创新、绿色治理等更广阔的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