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东京入冬，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那种混合着防腐剂、生石灰、干涸血液、以及腐烂皮肉的味道，就会穿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死死掐住我的咽喉。医生说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的幻嗅，但我心里清楚，这是报应，是满洲里平房区那片土地上，无数惨死的冤魂对我下的诅咒。

我叫松本，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我的同龄人大多已经带着他们的秘密进了坟墓，有些人在死前甚至还在向子孙吹嘘当年在“满洲”的荣光，但我做不到。

我的余生都在无尽的梦魇中度过，只要一闭上眼，那座被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庞大建筑群就会拔地而起。

那是1940年的冬天，我作为一名刚满二十岁的医护兵，被秘密调遣到了哈尔滨南郊的平房区。上级告诉我们，那里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一支致力于疾病预防和水源净化的伟大部队。作为医学生，我最初甚至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踏入那片营区。

营区里有两座巨大的特设监狱，里面关押着成百上千的人。他们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有战俘，也有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妇女和儿童。在这里，他们不被称为人，而是有一个统一的代号——“马路大”，意为剥去树皮的圆木。既然是木头，就可以随意劈砍、燃烧、丢弃。

我被分配到了冻伤实验室，负责记录“实验材料”的生理数据。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个让我内疚了一辈子、恐惧了一辈子，也敬畏了一辈子的八路军战俘。

他的档案编号是304。

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日子，哈尔滨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平房区的上空，吐出的唾沫还没落地就会结成冰。我跟着吉村班的军医来到牢房，点名提取当天的“马路大”。

304号就是在那时走进我的视线的，他身材并不高大，因为长期的饥饿和折磨，显得有些单薄。他的囚服破烂不堪，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鞭痕和烫伤的旧疤。但在那群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目光绝望的囚犯中，他太特别了。

他的眼睛像两团在灰烬下静静燃烧的炭火。没有哀求，没有惊恐，只有一种令人胆寒的平静和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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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曹粗暴地将他拽出牢房，用枪托猛击他的后背。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但立刻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挺直了脊梁。那一刻，我握着记录板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在长官的洗脑下，我一直努力将这些人看作是低等的“圆木”，但304号身上的那种属于人类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像一根针，狠狠扎破了我的自我催眠。

304号随后被押到了室外的空地上，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前，强行扒光了他的衣服，只留下一条单薄的短裤。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瞬间包裹了他，我看到他浑身的肌肉在剧烈地痉挛，皮肤很快泛起了一层病态的青紫色。

“双手伸出来。”军医冷冷地下达命令。

304号被绑在木桩上，双臂被迫前伸。接着，有人提来了一桶混合着冰块的刺骨冷水，从他的手臂上浇了下去。

刺骨的寒风迅速带走了水分，在他的手臂上结成了一层薄冰。过了一会儿，又是一桶冷水浇下。